【SEP】柏拉图Plato（二） (5-4)

这种解读柏拉图对话录的方式，并不预设他从未改变过对任何事情的看法——即，他的任何一个主要对话者在一篇对话录中所坚持的任何观点，在其他地方都会继续被预设或肯定，而不会有任何改变。事实上，根据我们对对话录的解读，要确定柏拉图是否想在一篇对话录中修改或拒绝他在另一篇对话录中让他主要对话者肯定的东西，是一件非常困难和微妙的事情。例如，关于他对形式的处理，最有趣和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是，他是否承认他对这些抽象实体的构想容易受到批评；如果是这样，他是否修改了他之前对这些抽象实体所做的一些假设，或者他对这些抽象实体提出了一个更详细的描述，使他能够回应这种批评（参见Meinwald 2016）。在《巴门尼德篇》中，主要的对话者（不是苏格拉底——他在这里被描绘成一个有前途的、需要进一步训练的年轻哲学家——而是以这篇对话录命名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巴门尼德）对形式进行了尖锐的批评，然后同意对“一”的本质进行探究，而这种探究与他对形式的批判没有明显的联系。对“一”的讨论（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矛盾——或者说，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命题）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解决了关于形式的问题？这是一种解读这篇对话录的方式。如果我们确实以这种方式解读它，这是否表明柏拉图改变了他对他在早期对话录中插入的一些关于形式的看法的看法？我们能否找到一些对话录，在这些对话录中，我们遇到了一种“新的形式理论”——也就是说，一种对形式的思考方式，它小心翼翼地避开了那些导致巴门尼德批评的对形式的假设？这很难说。但除非我们预设在这些对话录的背后，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头脑，他正在利用这些作品作为一种方式，来找到真理，并将真理带给其他人，否则我们甚至不能把这作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提出来。如果我们发现蒂迈欧（以他命名的对话录中的主要对话者）和《智者篇》和《政治家篇》中的埃利亚访客谈论形式的方式，与苏格拉底在《斐多篇》和《理想国》中谈论形式的方式完全一致，那么对这种一致性就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柏拉图认为，他们谈论形式的方式是正确的，或者至少得到了强有力的考虑因素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发现蒂迈欧或埃利亚访客谈论形式的方式，与苏格拉底在那些让他作为对话的中心人物的对话录中对这些抽象对象的构想不一致，那么对这些差异最合理的解释是，柏拉图改变了他对这些实体的本质的看法。如果认为柏拉图本人对形式没有任何信念，而仅仅是想通过创作一些对话录来让他的读者进行精神锻炼，在这些对话录中，不同的主要人物以不一致的方式谈论这些对象，那就太不可信了。

10. 柏拉图是否改变了他对政治的看法？

同样的道理——我们必须把这些对话录看作是一个头脑、一个哲学家的产物，尽管他可能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用在柏拉图作品的政治方面（参见Bobonich 2002）。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是一位政治哲学家，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哲学家。因为他曾在几部作品中（特别是《斐多篇》）表达过一种渴望，渴望逃离平凡的人际关系的庸俗。（同样地，他也表现出一种对感官世界丑陋的感受，与形式的美相比，感官世界的美丽显得苍白无力。）正因为如此，柏拉图很容易完全背弃现实，而将他的思考局限于理论问题。他的一些作品——《巴门尼德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确实只局限于探讨那些似乎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作品中很少有属于这一类的。毕竟，即使是在《智者篇》中提出的关于存在和不存在的本质的高度抽象的问题，也是嵌入到对诡辩术的定义的探索之中的；因此，它们让人想起这样一个问题：苏格拉底是否应该被归类为诡辩家——换句话说，诡辩家是否应该受到鄙视和回避。无论如何，尽管柏拉图对摆脱肉体、生活在一个非物质世界的渴望表示了极大的同情，但他还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来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欣赏它有限的美，并使其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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