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omas Buchheim谢林晚期哲学（一） (5-3)

3.“‘一神论’讲授录”（SW XII: 1-131）

4.“神话哲学的‘实际发展’[6]”（SW XII: 133-674）

5.除《柏林导论》（即《对肯定哲学的奠基》 [SW XIII: 1-174] ）的两卷《启示哲学》（SW XIII: 175-530; SW 14: 1-334）

综上所述，这五个部分应使以往不存在的“哲学宗教”的体系目标成为可能。[7]在他的遗嘱中，谢林明确地将第二部分描述为“否定哲学”，将其与从“神话哲学”的实际发展（即第四部分）开始的肯定哲学区分开来。关于一神论的论著构成了否定哲学和肯定哲学之间的过渡，其就方法论而言明确地遵循《历史批判导论》。两者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概念分析，而是在其内在预设中追溯某些历史概念（分别是神话或一神论），从而“分析地”解释——而不是综合地或以理论的形式——对相关事实所进行的渐进式哲学体系化。

在后期体系的语境中，这些原本是肯定哲学的“神话哲学”与“启示哲学”的导论部分的关于一神论的论著，[8]成为了相对独立的论著，它代表了肯定哲学向“实际发展”的“过渡”；这种“过渡”在慕尼黑“神话哲学”的版本中是不需要的，因为这些版本没有一个独立的否定的或纯粹理性的哲学，以作为肯定哲学的哲学证明。没有这种特殊的对跖哲学，就不可能“过渡”到一种思想运动，而这种思想运动又与其对跖不同。

细细想来，正是对“一神论”的分析适合于弥合否定哲学和肯定哲学之间的差异，因为根据谢林的说法，“一神论”是从哲学角度界说的概念，涉及纯粹理性以及所有宗教和神话（至少也涉及那些神圣等阶），但其真正含义往往模糊不清（见Monotheism, SW XII:8）。接受这个概念为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也就是说，作为存在于所有人类关于宗教的思考中，并通过对这个概念的“分析”[9]来挖掘出它的真正意义，将是致力于一种思维进程，这种思维进程始于一个纯粹的事实发现，它是谢林肯定哲学的一般特征。只有对一个事实的意义进行了肯定性的诊断，并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其显然无可辩驳的含义才能使我们得出，或许还能验证关于我们自身所属的现实性的发展背景和真实结构的合理前设。

根据谢林的说法，当谈到我们自身实存的这种背景结构在肯定哲学中的“实际发展”时，有必要在“启示哲学”阶段之前去系统地定位“神话哲学”的发展阶段，从而定位（如谢林所说的）人类的“自然”宗教的发展阶段（这正是谢林之子K.F.A.谢林在其父后期作品的编辑中感到困惑的地方）。因此，譬如说，即使是基督教的“启示宗教”，虽然把神话看作非宗教，但从哲学的意义上说，它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类宗教发展的真正统一点，也远远没有达到独立于上帝的理性同作为与上帝真正关联的宗教的真正统一点。

谢林在同一文段上下文中还强调了两个重要细节。其一，谢林在柏林多次提出的《启示哲学导论》，并不属于他的最新体系的出版范围。相反，正如谢林在其遗嘱中所强调的，他在1841/42年柏林演讲中所阐述的“从神出发推导出本原（-A、+A、±A）”的方法，已不再符合他在《纯粹理性哲学述要》中提出并详细论证的“更为正确的”程序，而短文《论永恒真理的源泉》（SW XI: 575-590）[10]则为这一程序提供了“极好的”辩护。[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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