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两种思想运动的统一中,与上帝的关系,或与所谓绝对者的关系,将不再是一种理想的关系,或一种以前后一致的思维进程为中介的关系,因而也不再是一种由它的概念内容所构成的意识关系,而是上帝或人们所追求的现实性本原,与人类所信奉或曾经信奉的一切实际存在的宗教的实在关系。因此,可以将有关上帝或绝对者那成问题的事实性问题具体化为一个至少在原则上对理性知识敞开的问题,而无需在概念上证明这种知识的完备性。这种方法类似于这样一种方法,即我们所谓物理学能够在(或任何其他经验科学)肯定其对象在原则上是理性可知的情况下,又无需全面和完整的物理科学。那么问题就不是关联于我们对这些事物的理性知识的现状,而是我们的知识对象的存在如何与我们自身的实存相联系的问题。在物理学中,我们自己同属于我们所获得物理知识的实体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的“物理学”——比如亚里士多德的或柏拉图的——可以与我们当代的基本粒子物理学严格地研究相同的现实(水、火、气等等)。同样,正如谢林试图在他的肯定哲学中证明的那样,我们以一种与理性和连贯概念的应用相一致的方式,同属于一个实体领域,这个实体领域可以与人类的宗教以及所有哲学思想一直想用“上帝”或“绝对者”的概念来描述的东西保持实在的关系。
在现代的表述中,“上帝”或“绝对者”是那些自称与我们有实在的关系的现实性的严格指示词[2]。[3]所有的宗教和各自的理性哲学的概念都对这种现实性有不同的理解或描绘。事实确实如此(或者说并非如此),这是一个晚期谢林的哲学前设(hypothesis),他通过对否定哲学和肯定哲学的程序性统一,检验并证明了这个前设。
因此,“哲学宗教”的计划是哲学性的,因为它应用了一种纯粹理性的方法来表明:首先,理性,基于其内部的逻辑一致性(即,准否定哲学)允许将本原作为限制性概念孤立出来,其内容和事实所予性不能被理性本身把握或认识;其次,禁止孤立这样一个概念的理性将是一种人为限制的理性,一种缺乏理性潜能的理性。
同样的计划(即“哲学宗教”计划)也特别地导向宗教,因为充足理由的肯定哲学表明:首先,在所有人类的宗教和神话背后,如果只有一个上帝,如果这个上帝实存,这些宗教和神话(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的追随者)都将与它有一个实在的关系。其次,这些宗教维持于一个历史性秩序,一个矢量式地导向一个越来越充分的唯一神对人类意识的启示或自我解释的历史性秩序。其三,根据对历史上可获得的材料和已经达到的纯粹理性水平的所有证据的理性检查和评估,关于一个自我启示的上帝的事实性实存的前设,被认为比上帝或绝对者非实存的前设更加可能、更符合理性。[4]
显然,一个完全澄明的思想,如果坚持这三个立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宗教。只有当每个持这些立场的人都在宗教敬拜中转向所有宗教的唯一神时,它才是一种宗教。因此,理性,无论是否定形式还是肯定形式,都永远无法吸收宗教为人类提供的东西。然而,理性,在其最充足的程度上,可以很好地嵌入宗教使人类能够接近的东西当中。
谢林晚期体系的结构
谢林后期体系的系统性部分及其适当的布局在两个独立的来源中都能得到详细说明,这里不存在任何伪造或错误编造的嫌疑。[5]首先,我们拥有谢林之子保罗于1852年从父亲那里记录下来的他最后的哲学体系诸部分计划的口述。负责编辑谢林全集的K.F.A.谢林将这份口述作为一封于1855年1月12日写给Waitz的信里的体系计划进行了封存。其次,我们还拥有谢林于1853年2月所作的书面遗嘱。根据这两个来源,最后的体系包括五个部分:
1.《神话哲学之历史批判导论》(SW XI: 1-252)
2.《神话哲学之哲学导论或纯粹唯理论哲学述要》(SW XI: 253-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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