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5年,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发表了一篇指摘斯宾诺莎泛神论的文章。此前,戈特霍尔德·莱辛(Gotthold Lessing)被认为在临终前承认自己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这在他那个时代相当于称为“无神论者”。雅可比声称斯宾诺莎的学说是纯粹的唯物主义,因为在上帝和自然间的所有动态都被说成是自然与思想延伸的物质。在雅可比看来,这是启蒙理性主义的结果,最终会以绝对无神论告终。
摩西·门德尔松不同意雅各比的观点,他认为有神论和泛神论之间没有实际的区别。这个问题在当时成为了欧洲社会的一个重要学术和宗教问题。
斯宾诺莎的哲学对18世纪晚期欧洲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唯物质主义、无神论和自然神论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角度。其中,斯宾诺莎提出的三个思想尤其强烈地吸引了他们:
1. 所有存在的统一;
2. 所有事情的发生的一切规律性;
3. 精神与自然的同一性。
到1879年,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得到了许多人的赞扬,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震惊和危险的敌意。
斯宾诺莎在《上帝或自然》(Deus sive Natura)中概述了一个活的、自然的上帝,与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的《第一原因论证》和朱利安·奥弗雷·德·拉·梅特里(1709-1751)作品《人是机器》(l'homme machine)的生命机制形成对比。
19世纪,英国诗人柯勒律治和雪莱相应从斯宾诺莎的哲学中看到了一种自然神的宗教。诺瓦利斯也称他为“陶醉于神的人”。斯宾诺莎启发了诗人雪莱写下他的随笔《无神论的必要性》。斯宾诺莎从此被认为是一个无神论者,因为他使用“上帝”(deus)这个词来表示一个不同于传统犹太/基督教的“一神论”的概念。斯宾诺莎明确地否认了上帝的人格意识:“祂没有情感,没有意志;祂不按目的行事,但根据一定规律,一切都必然遵循祂的本性。”
因此,流淌在斯宾诺莎笔下的是一个冷静、对一切都漠不关心的上帝;同时,这与一个人们通常认为的人格化的、慈父般的上帝形成了某种概念上的对立关系。
根据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信息标示,斯宾诺莎形容的上帝是一个“无所不知的无限智慧”,并能够爱自己和所有人,因为我们是祂天然的完美性中体现的一部分。如果个人存在的标志是我们可以接受个人的态度,那么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斯宾诺莎推崇amor intellectual alis dei(上帝之理性之爱)为人类的至善。
然而,这种看法依然纷乱,因为斯宾诺莎所阐述的上帝并无自由意志,也没有目的或企图,斯宾诺莎坚持认为“智力和意志都与上帝的本性无关”。此外,虽然我们可能爱上帝,但我们需要记住,上帝并不是那种会将爱返还的人。斯宾诺莎说:“爱上帝的人无法要求上帝也能爱他作为回报。”
史蒂文•纳德勒(Steven Nadler)认为,要解决斯宾诺莎的无神论或泛神论问题,需要对态度进行分析。如果泛神论是与宗教信仰有关,那么斯宾诺莎就不是泛神论者(斯宾诺莎皈依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18世纪欧洲形成的基督教社会氛围)。但是斯宾诺莎认为,如果要对神或宗教进行客观的理性研究,那么就不能存在虔敬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会使人迷信或偏颇。
• 19、20世纪斯宾诺莎的受欢迎程度
19至20世纪的欧洲对斯宾诺莎哲学越来越感兴趣,通常是从左翼或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卡尔·马克思喜欢斯宾诺莎对宇宙的描述,认为它是唯物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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