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人性“自然状态” (4-3)

在卢梭看来，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尚未做到彻底，掺杂了种种“非自然”的因素。霍布斯把人的情欲掺杂进所谓“自然状态”自我保存的要求，但情欲恰恰是社会的产物，正是情欲的诞生使得法律不可或缺。 [8]而洛克的“自然状态”虽然不是战争状态，但由于缺乏公共的法官，一旦发生战争就难以停止。因而，洛克的“自然”是极其不稳定的平衡态，几乎势所必然地要求公共政府的出现，走向其所要求的“非自然”。

卢梭深知，“自然”必须是一个稳定的平衡态，半点“非自然”的因素都可能导致“自然”的瓦解。而为此，他就必须将其描绘地完满而纯粹：

野蛮人没有受到任何理性光芒的照耀，因此他只能体会到由各种自然冲动产生的情欲；他的欲望不会超越身体上的需求；在这个世上，他能够认知的唯一的“好”就是粮食、异性和休息，而他所惧怕的唯一的“恶”就是疼痛和饥饿。 [9]

那么，如此完满的“自然”是如何进入“非自然”的领域的呢？卢梭跌入了自己所埋下的陷阱。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一部分结尾，卢梭谈论了种种不属于“自然状态”的人类特性，指出如果没有巧合、没有神秘的原因，人类将可能永远处于原始状态。 [10]那么，卢梭就面临一个致命的问题：人为什么不再听从自然的教导，而变得“愚蠢”了呢？将“非自然”的因素从“自然”中撇得一干二净之后，两者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个鸿沟实际上适用于对整个“自然状态”的追问：如果说只有人的非主体性存在才是“自然”的，那么人的主体性存在又是怎样“自然”地（排除神力地）获得的呢？

我们必须回头重新审视卢梭的“自然”，追寻人消逝的起源。在第一部分开头，卢梭这般假定：

任何时代的人类都如我今天看到的那样，直立行走，像我们一样使用双手，环顾整个自然，用眼睛丈量着天空的浩瀚。 [11]

在《技术与时间》中，斯蒂格勒发现了卢梭的破绽。他质问卢梭是否意识到假定的后果：脚之为脚意味着承负了身体全部的重量，从而使手获得了解放，建立了手和面部的新型关系，演化出了手势和语言；而双手做事就意味着操作，被手操作的就是工具，从而打开了技术之门。 [12]卢梭力图将一切人类后天习得的非自然力量从“自然”中除去，但“双脚行走、双腿做事”已然引入了后天技术性的因素，从而导致了无可化解的困难。

起源已经不可追溯，我们向来已经进入了“非自然”的领域。在形而上学家认为真理所在的历史的起源，尼采嘲弄地说，一只猴子站在它的入口处。 [13]倘若我们深入历史的细节深处，“自然”和“非自然”本就难舍难分，我们甚至可以说，人的“自然”就在于其非自然。卢梭几乎是撞在了尼采的枪口上：

哲学家们有一个通病，即他们从现有的人性出发，以为可以通过关于人的分析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在无意中大致把“人”视作永恒的真理，作为一切纷繁漩涡中不变的实在，作为万物可靠的尺度。然而哲学家们关于人的一切论断都只不过是在一个极有限的时间范围内对人的见证。缺乏历史意识，这是所有哲学家的原罪。……他们不愿意理解人是一种变化的结果，而且人的认识能力也是变化的结果；相反，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恰恰使整个世界取决于这个认识能力。……人们把最近四千年的人作为永恒不变的人来考察，世间万物都自然而然地以此为准绳。但是，一切都来自于变化；既没有永恒的现实，也没有绝对的真理。从今往后，历史哲学是我们必不可少的，它教给我们谦虚的美德。 [14]

尾声：人与自然的历史性生成

形而上学家希望通过“自然状态”的虚构，追溯他们认为是真理之所在的起源。似乎在起源那里，蕴藏了能够解释一切的秘钥。然而如前所述，对人的“自然”与“非自然”的强行割裂，本身就是“非自然”的，从一开始就蕴涵了失败的可能。本文末尾，笔者试图简要地谈谈马克思对西方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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