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质事实主义的基本想法是,已有知识对哲学享有第一位的重要性,哲学家们做哲学时,应当充分尊重我们的已有知识。因为,据王浩讲,我们对我们知道什么,比对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所知道的,知道得更多;我们对我们相信什么,比对我们这些信念的终极理由为何,知道得更清楚。当然,我们的已有知识十分庞杂,其中有些可能具有更基本的、概念上的重要性,有一些则仅具有技术性价值,对于实质事实主义来说,重要的是基本知识或概念性知识,而不是技术性知识。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尊重的是我们已有知识的实质事实。这里的界线可能无法严格地给出,但王浩强调,清晰表述该区分并不是必要的,在实践中,误将科学中特殊的技术性细节当作哲学材料的风险很低,对于特定的陈述,我们一般能看出它们是否为真,是否重要,是否具有超出纯技术以外的价值。
从实质事实主义的观点出发,王浩倾向于反对以笛卡尔、康德和胡塞尔等为代表的第一哲学和基础主义传统。(但要注意,王浩对康德和胡塞尔的具体工作,态度是比较复杂的,包含许多肯定的成分。)按照此传统,哲学的根本任务是认识论批判,澄清知识可以可能,并确定某种第一原理,为普通科学知识奠定更坚实、更可靠的基础。在王浩看来,至少目前完全看不到这条道路的希望,没有充分证据能让我们相信,“哲学作为一门超级科学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可行的”(第9页)。我们不能期望超越现有知识,跳到更高的层次上思考,达到某种包含现有知识为其特例的更普遍的真理。
另一方面,王浩对二十世纪流行的各种分析哲学派别,如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哲学和蒯因式的经验主义,也持强烈甚至更强烈的批评态度。在他看来,这些哲学都没有严肃、公正地对待我们的已有知识。逻辑实证主义者过分强调空洞的人造结构,用所谓可证实性标准衡量一切知识,将知识粗暴地区分为分析的和经验的,并试图在各种层面(包括认识论的、形而上学的和语言学的)上对知识进行或物理主义或现象主义的还原,在进行这种还原时,他们采取了异常狭隘的经验概念。语言哲学家认为语言比思想本身更清晰,同时又能揭示思想的最基本特征,但他们过分耽溺于琐碎的语言分析,遗忘了数学、物理学等精确科学所提供的广阔的知识疆域,让哲学走向一种新经院主义。对语言的痴迷,使他们远不能充分利用人类的已有知识。至于蒯因,他以整体论的方式把所有知识塞进一个无缝的信念之网,取消知识间一切质的差别,尤其将数学吸纳为经验科学的一部分,也没有公正对待我们的已有知识。王浩指出,蒯因乐于抹杀差异,喜欢进行一些笼统的、一概而论的比较,而他则更赞同维特根斯坦的观念,认为相比于表面的相似性,更有意义的是差别。那些以同质地重构人类的知识为目标的哲学规划,注定都会失败,原因很简单,它们预设了哲学家对知识的一种特权。
王浩的实质事实主义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分析哲学界盛行的方法论自然主义有明显相似性。自然主义明确主张摒弃第一哲学,认为正是在科学中,实在被辨认和描述。科学方法就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最好方法。哲学家们应当信任科学,在现代科学认识成果的基础上思考一切哲学问题。特别地,本体论和认识论都应该自然化,在科学理论内部探讨我们的理论的本体论承诺,在经验心理学和认知科学中探讨认识论问题,等等。而王浩也明确说,我们接受以下为一个原始事实:“在科学提供了普遍接受的答案的那些方面,科学所绘就的世界图景就整体轮廓而言是真实的。”(456页)因此,毫无疑问,在尊重科学知识这一点上,实质事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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