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弗里德里希·谢林（二） (4-3)

人们往往把中期谢林的工作（1809-1827）叫作“世界时代”哲学，这个名字来源于他未完成的作品题目。这个阶段的工作从他1809年在斯图加特写的《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开始。这一系列哲学试图理解可知世界的出现，并且说明意识和物质的紧密关联。最初的动因是反对斯宾诺莎的宿命论。宿命论让我们无法理解人类分辨善恶的自由。谢林的主要反对意见是，我们不应当把恶视作否定性的某种形式，要分析整体的每个有限部分的内在缺陷，才能把握这种否定性。与此相反，我们应该把恶视作一个肯定的事实，与人类自由相连。他发现，“自然哲学”在自然可知性和我们自身的关系上，需要一个根据（ground）。没有这个根据，就不会有可知性，不过这个根据不是可知性的直接原因。为了找到有限世界的根据，谢林引入了康德式的“意志”概念：“在这一最终和最高场合，除了意志活动外没有什么其他存在。意志活动是原存在（primal being），意志的所有谓语，如无根据性、永恒性、独立于时间、自我肯定都仅仅同原存在相关。” (SW I/7, p. 350)谢林现在建立的同一哲学结构更具有冲突性。“根据”成了“无根据性的”，即“无原因的”。如果要避免斯宾诺莎的规定论，就得把根据理解成某种自由。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可能解释无限世界的成因，否则，我们就把根据当作原因，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

与此同时，谢林坚信，如果存在有意义的自由，那就要有某种让自由展现的东西——某种非自由、具有必然性的存在。这样的理论建立在三种相对力量的对抗之上，这三种力量（过去、现在、未来）构成了“世界时代”。《世界时代》想要理解的那个世界也包含了这三种对抗力量，虽然形式不同：“由于从事物的源头和类似于它的东西中抽出，永恒灵魂的东西具有一种创造的共同科学（Mitwissenschaft）。” (WA, p. 4)谢林说，我们具有两种原则：“一个无意识的黑暗原则，一个有意识的原则”，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一的。谢林所说的“上帝”，也有相同的结构。虽然谢林对根据的解释不是一直连贯的，但是这也反映了谢林试图解决的根本问题，那就是：哲学能否对表象世界的事实做出理性解释？根据使得世界变得可知，上帝和这个根据的关联是这样的：“实在”采取物质自然的形式，它“在上帝之中”，但它不是绝对地看来，亦即就他实存着而言，并不是上帝，因为它也只是他的实存的根据而已。它是自然，存在于上帝之内的自然，是一种诚然与上帝不可分离的本质，但还是与他相异的本质。(SW I/7, p. 358)。

如果上帝没有超越任何事物，那么上帝就成了某种不可说的、静态的“一”。谢林认为，没有了对立，就没有生命，没有发展，而发展是现实的最高层面。谢林之所以远离斯宾诺莎，是想打破自在的完整世界（a world complete in itself）这样的想法。这种想法使得自由成为幻想，因为自由的目标早就被规定为整体的目标。就这样，谢林提出了这样的想法:自由和必然性的理性和解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这种和解，康德通过承认法则的必然性完成了，而这也是德国观念论让意识和自然和解的目的。

霍格雷贝称，世界时代哲学是一种关于谓语的本体理论。作为原初的一，存在自我封闭，它不是外显的，也没必要外显。霍格雷贝把这叫作“代词性存在”，而且这个存在也必须是“谓词性存在”，是“流淌的、扩张的、付出自身的”(SW I/8, p. 210–211)，因为我们已有了一个外显的世界。这两种存在的矛盾显而易见。不过，根据同一哲学，谢林认为：

正确理解的矛盾律仅仅主张，同一个东西不可能作为同一个东西既是某个东西，也是这个东西的反面。然而这并不妨碍下面这种情况，即同一个东西，它一方面是A，另一方面，作为另一个东西，它能够不是A。(SW I/8, p.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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