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东西”和“理念的东西”,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能仅仅视为一种因果关系。没有物理事件,自然不会有心理事件。不过,心理事件不是物理事件的后果:“真的东西和理念的东西,它们仅仅是同一个基质(substance)的不同角度。” (SW I/6, p. 501)。这时的谢林还摇摆在两种立场之间。首先,他像黑格尔一样抱着“反思”的态度。用谢林的话说,当“同一性和差异性变得同一”,“主客体的同者(sameness)就成为它自身,认识它自身,作为它自身的主体和客体”((SW I/6, p. 173))。另一方面,谢林又认为上面的立场最终无法描绘绝对的结构。在反思结构中,一个方面不光反思自身,还被另一方面所反思。我们关于主客体同一的解释依靠这种反思结构。这种反思结构必须建立在携带它的某个存在之上:
这种反思把普遍和个体当作两种相对的否定性。它把普遍当作对个体的相对否定,把个体当作对普遍的相对否定……我们必须给出某种概念之外的东西,才能建构出这种基质。(SW I/6, p. 185)
谢林认为,如果主客体没有这种独立的根据,那么它们就像费希特所做的那样,成了相互之间的相对否定,在这样的循环中,“某种虚无通过与另一个虚无的关联而赢得了现实。” (SW I/4, p. 358)谢林很有先见地区分了有限知识的认知/反思根据,以及真实/非反思根据。在真实/非反思根据上,否定从一个有限规定性走向另一个有限规定性。反思作为一种双向的关联,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反思的例子中,只有借助不出现在反思里的事物,我们才能知道主客体是相同的。如果我想在镜子里认出自己,而不是随便认出世上的某物,那么我在反思前就得熟悉自己了。而这种熟悉肯定是先于反思的。这样也就意味着,光靠反思不可能建立完整的体系。体系想要建立起来,就得预设一个外部的东西,但这个东西又被体系说成是它的一部分。在1820年代以后的哲学里,谢林就开始用这种批评来反对黑格尔的体系。
因为谢林反对斯宾诺莎主义,导致他自己对早期的同一理论不满意。在斯宾诺莎看来,从上帝走向“有条件”事件,这一进程是上帝本性的逻辑后果。对谢林而言,这样一种理论根本没有说明,在一个否定“条件”组成的世界上,绝对者/无条件者凭什么要出现?因此,谢林需要回答,为什么绝对会走向有限世界(在谢林看来,这个世界就是必须经历的那些折磨和悲剧)?在1804年《哲学与宗教》里,像雅各比一样,谢林认为,我们没办法把“有条件者”和“无条件者”关联起来。这样一来,他的“否定哲学”和“肯定哲学”就呼之欲出了。这也是晚期谢林的思考核心。明白了有限世界的结构,我们就导向了一种“否定意义上的哲学。但我们毕竟已经获得了如下一些成果,即通过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把虚无王国与实在性王国分开,把所有否定的东西与那个唯一的肯定的东西分开”(SW I/6, p. 43)。接下来,谢林关心的问题是:既然世上有如此多非理性意义的东西,那么,哲学如何达成一个根据,这个根据又不是对于这个有限世界的理性解释?
4.世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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