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弗里德里希·谢林（一） (6-4)

在1795年的《论自我作为哲学的本原》和《关于独断论和批判论的哲学书信》中，谢林重审了雅各比和费希特的论点。谢林的做法，在很多方面预示了海德格尔对存在概念的质问。康德的问题是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的条件，而谢林重新解读了这个问题，变成了：判断的领域从何而来？为了产生知识而需要主体的综合的，这样一个世界从何而来？在《论自我作为哲学的本原》里，谢林用费希特的方式表达康德的问题：“绝对的自我如何走出自身，又以一个非我来反对自身？”（Sämmtliche Werke [SW]，I / 1，175）。他认为，知识的条件，也就是自我对知识的“建构”。它和它所建构的规定性领域，必须占据不同的地位： “事物不能把自己建构为事物，换句话说，绝对/无条件的事物（unbedingtes Ding）是矛盾的。”（ibid., p. 116）不过，在《关于独断论和批判论的哲学书信》中，谢林表达了对费希特的立场的主要担忧。于是，他舍弃了费希特的术语：“自我怎么能走出绝对，走向对立的事物（auf ein Entgegengesetztes）呢？”（ibid., p. 294）凭借着雅各比提出的“无条件”问题，谢林的朋友荷尔德林也指出了谢林所遭遇的问题。

费希特想把绝对视为一个“我”，这样，导致康德二元论的“自在”自然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但是，要让某物成为“我”，它必须意识到另一物，从而与另一物发生联系。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这种联系的一个方面来描述联系的整体结构。荷尔德林说，对于主体和客体在意识中的联系的结构，我们应当认为，它是在“主客体各占一部分的整体”中形成的。他把这样的整体叫作“存在”。在谢林的哲学的很多阶段，这样的想法都至关重要。

于是，整个1790年代，谢林都致力于解决主客体联系的根据问题。他想要达到这样的目标：采纳康德、费希特的先验哲学的核心部分，来抵消斯宾诺莎体系的致命后果，但同时又不掉进荷尔德林所谓的费希特的绝对自我的陷阱。他1797年开创了自然哲学，后来又发展了它。在自然哲学和1800年的《先验观念论体系》里，对于“无条件者”，谢林的态度一直在斯宾诺莎和费希特之间摇摆不定。在他的自然哲学中，在认识判断中已经理论化的自然，到了认识主体面前，又完成了客体化。而这就导致了康德的表象自然（appearing nature）和自在自然（nature in itself）的分裂。这种客观化，也是自然科学寻找固定法则的结果。但它没能对自然的活生生的动力做出解释，也没能对我们自身的有机物的动力做出解释。在康德的第三批判和后续的作品中，这种动力都得到了关注。在莱布尼茨讨论自然时，这种活生生的动力也占据了一席之地。在谢林眼中，自然本身即“生产性”：

作为“有条件的条件”（conditioned condition）的客体，永远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unbedingt），所以我们必须在自然中建构某种非客观的事物。这种绝对非客观的东西，恰恰就是自然最初的生产性。

（SW I / 3，p. 284）

这种生产性不能以它本身的面目出现，它只能以“产物”的面目出现，也就是以“自我压抑”的生产性的面目出现。这一事实，导致康德在物自体和表象之间的二元论。而自在的产物从来都不是完整的：它们就像水流中的漩涡，不断变化的物质从旁边流过，但由于水流对自身产生的阻力，这些漩涡暂时维持着外表。

接着，谢林试图取消康德的二元论，借助先验哲学的思想，来解释我们对自然的知识。这种解释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知道有一个世界在我们的意志之外独立存在，不受我们意志影响，所以，物自体和“再现”不可能是绝对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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