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弗里德里希·谢林（一） (6-3)

谢林对斯宾诺莎的关注，始于所谓的“泛神论之争”，当时斯宾诺莎的一元论进入了德国哲学的主流。1783年，作家和哲学家雅各比表示，莱辛曾经承认是斯宾诺莎主义者。柏林的启蒙运动哲学家门德尔松和雅各比针锋相对。要知道，在当时，承认是斯宾诺莎主义者，就等于承认是无神论者，这会有危险的政治后果和其他后果。受到康德第一批判的影响，雅各比在《关于斯宾诺莎学说致摩西·门德尔松先生信》（1785,second edition1789）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该问题以不同方式反复出现在谢林的作品中。雅各比对斯宾诺莎主义的解释，关系到“无条件者”和“有条件者”的联系。无条件的东西，就是奠定了自然法则的上帝。有条件的东西，就是自然的规定性的关系链条。像康德说的那样，认知上的解释，只能靠找到事物的“条件”来完成。那么，雅各比就要问了：每个解释最终都会走向一种回溯的论证，也就是说，一个条件又依靠另一个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找到事物的条件，又怎么作出对事物的解释呢？所以，想要对自然的一部分进行解释的哲学体系“最终发现的只是无条件者的条件（conditions of the unconditioned）”（Scholz,ed，1916,p.51）。在雅各比那里，这将导致信仰的神学之跃。不然的话，世界的可知性就成了纯粹的幻觉，我们不能给任何事物奠定基础。在1787年第一批判的《序言》里，康德提出，要解决认知的基础问题，我们必须明确：

那“必然地迫使我们去超越经验的界域以及一切现象的界域”者，便是这无条件者，这无条件者乃是理性依必然性并依权利在物自身中所要求之者，因为要想去把条件之系列完整起来，这无条件者是必要的。（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B, p. XX）

我们必须把知识仅限于现象层面，而不关系到“物自身”。从而，我们避免了寻找“无条件者的条件”这样的矛盾。但是，像上文说过的那样，如果主体不像自然一样是“有条件的”，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这样的主体怎么能给我们关于规定性自然的知识奠定基础呢？

对于康德，关于表象的知识，其条件就是“先验主体”。但是，什么样的“条件”是先验主体呢？面对这一问题，康德没有给出很好的答案，这一点是谢林和费希特的共识。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794）里，费希特认为，康德的体系要想成立，“我”的无条件的地位必须稳固。他说：“一切经验意识事实的解释在自我之中揭示出自我，而自我必须事先设定出来。”（Fichte 1971，p.95）这样一来，他就创造了奠基性的角色。他认为，康德没有做到这一点。对于康德，自我能够通过认识活动反思自我，但是我们不能将这样的活动当作表象的因果世界的一部分。这种活动必须是“本体之域”的一部分，是“无条件”领域的一部分。对于费希特，自我反思着自我的活动，而哲学之所以存在，就依靠自我的这种自由行动（the free act of th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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