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弗里德里希·谢林（一） (6-2)

早期谢林的作品（1795-1800）的意义，在于它试图对自然进行新的解释。尽管谢林知道康德已经彻底改变了自然在现代哲学中的位置，但他尽力去避免康德的作品所带来的、当时人们认为有问题的一些观点。在《纯粹理性批判》时期（1781，1787），很大程度上，康德在“形式”的意义上来看待自然，因为自然受制于必要的法则。康德认为，我们可以认识这些法则。这是因为，主体赋予思维形式（范畴），从而和它要认识的东西关联起来。这样一来，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主体的认识能力取决于他通过范畴来判断的“主动”能力，这样的主体如何与我们用规定性来认识的自然相适应？对于这个难题，康德的办法是，把“感性”领域和“知性”领域区分开来。感性领域的自然是受制于法则的表象，而知性领域的主体具有认知和伦理的自我规定性。但是，如果这个主体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怎么解释，一个受制于规定性的自然，竟然产生了（在认识和自我规定的行动中）超越规定性的主体？在《判断力批判》（1790）中，康德试图把必然性领域和主动性领域关联起来。他提出，我们不单能在“形式”的意义上来看待自然。对于思考自然的形式的主体，自然也能产生自我规定的有机物，产生超功利的的美学快感。不过，还有两个根本的问题：（1）对于从规定性一部分脱离出来的主体的发生（genesis），康德没有进行解释。（2）这种解释还得弥合自然和自由之间的鸿沟。

自然和自由要如何共存？这个问题在康德的哲学里还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这种欠缺，正导致了这时期谢林哲学的张力，从而为他后期的作品奠定了基础。在1780-1790年代的思想家那里，逃离康德的二元论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我们干脆抛弃物自体的概念，这也就打消了康德对表象和物自体的区分，不用管物自体怎么才能把表象带给主体。如果说我们对客体的认识都来自“我”的主动性，那么观念论者会说，整个世界的可知性都是主体活动的后果。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某种对于主体的新解释，它能做到康德所没做到的。第二个办法是，鉴于自然产生了自我规定的主体性，我们不妨提出某种一元论的解释。也就是说，自然不仅是法则的前后连续。在某种程度上，自然内在就是“主观的”。这种解释能够解释康德的思想所无法提供的东西。这两种办法，都被谢林用来解决康德的难题。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这两种办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同一的：如果自然的本质是产生理解自身的主体性，那么，我们不妨将自然视作某种“超主体”。采纳这种思路的思想家，主要是费希特和斯宾诺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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