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语言问题 (7-5)

那么，如何医治这种“哲学病”呢？怎样为捕蝇瓶中的苍蝇指出一条飞出去的路呢？

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病”的治疗并没有普遍适用的方法，像医生治病一样，也必须对症下药：“并没有一种哲学方法，尽管的确有许多方法，正如有不同的治疗法一样”[2][P78]。当我们试图通过指出“哲学病”的根源治疗“哲学病”的时候，只有一个原则是一般性的，那就是让语言回到日常生活的使用之中去：“当哲学家使用一个词——‘知识’、‘存在’、‘对象’、‘我’、‘命题’、‘名称’——并试图把握事物的本质时，人们必须经常地问自己：这个词在作为它的老家的语言游戏中真的是以这种方式来使用的吗？——我们所做的乃是把词从形而上学的使用带回到日常的使用中来。”[2][P72-73]

如前所述，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问题产生于语言“闲置”的时候。语言是语言游戏，存在着不同的语言游戏。一个语词的意义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中有所不同，所以总是一词多义的。也许一个语词的不同意义之间相距甚远，也可能相互之间存在着矛盾，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不会因此而产生误解，因为我们能够根据不同的语境来理解语词的含义。哲学家们的错误在于，他们以为语言是表征实在的，因而语词一定有某种确定不变的“定义”，哲学思考的目的就是认识这些“定义”，并通过它们把握实在的对象。然而，既然语言的意义来源于它的使用，那么一个语词如果离开了特定的语境、特定的语言游戏，就没有任何意义。结果，哲学家们就像精神病患者一样，说话语无伦次，因为他们脱离了语言的使用活动，所以谁也听不懂。

与其前期哲学相比，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虽然具有不系统、不严格等缺陷，却更具启发意义，他将语言分析引向了日常语言，开辟了批判形而上学的又一条道路。按照这种思路，对哲学自身的理解离不开对哲学的“说话方式”的分析。现在的问题是，哲学话语是不是一种特殊的话语形式？哲学话语究竟能否成为一种“合法的”话语形式？

三、哲学话语的困境

毫无疑问，维特根斯坦深刻地揭示了哲学话语的困境：当哲学家们试图独立于语言的具体使用而抽象地把握语词的含义及其背后的实在对象时，他们虽然的确在言说什么东西，但是实际上如同梦中呓语，不过是在“胡说”而已。换言之，哲学家们的“精神病”产生于他们对哲学话语的性质的误解。

我们只要随手拿起一本哲学著作就会发现，虽然这些著作都是用日常语言写成的，但是普通人却很难读懂它们，这意味着哲学家们使用了一种不同于日常使用方式的话语形式。我们只有一种语言——自然语言或日常语言，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们，哲学家们则将它们运用于抽象的哲学领域，于是问题就发生了：我们的语言被迫“一仆二主”，同时在两个不同的领域里为我们服务。然而，语言只服务于一个“主人”，那就是日常生活，哲学话语则是一种病态的产物。哲学著作之所以晦涩难懂，有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理解力缺乏，而是因为哲学家们难以表述清楚他们的思想。表面上看来，这是因为在哲学家们的表述与被表述的东西之间总是有一段距离，我们必须像猜谜语一样透过语言去把握语言背后的思想，而实际上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不过是一种真实的“幻觉”：那些被表述的东西其实并不存在，它们是哲学家们误用语言的结果。

那么，日常语言是如何被赋予了言说哲学的使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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