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语言问题 (7-4)

2.本质主义。哲学家们以为我们所感知到的多种多样的事物不过是“现象”，存在于现象背后的统一的、普遍的共相才是真实的存在。应该说，这种本质主义的倾向由来已久，早在苏格拉底追问“美是什么”、“勇敢是什么”等等的时候就存在了，经过柏拉图的理念论，终于确定了直到今天仍然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这就是现象与本质的划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为了弄清一个一般语词的意义，就得找到它所有应用中共同的因素。这个想法，束缚了哲学研究，因为它不仅引导不出什么结果，而且也使哲学家错把惟一能帮助他理解这个一般语词用法的具体情况当做不相干的东西。当苏格拉底问‘什么是知识’的问题时，他甚至都不把列举知识的种种情况看做是一个初步的答案。”[1][P329]

3.“偏食”。“哲学之病的一个主要原因——偏食：人们只用一种类型的例子来滋养他们的思想”[2][P235]。所谓的“偏食”， 意指哲学家们对日常语言的片面理解，他们僵化地只按照一种思路、一种模式来理解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日常生活，缺乏“概观”（bersicht），亦即全面系统地把握语词的多种意义。维特根斯坦十分强调对语词的多种意义的“概观”：“我们之所以不理解，一个主要根源就是我们没有看清楚词的使用。

——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全景概观（bersichtlichkeit）。全景概观的表述就会产生理解，而这种理解就在于‘看到关联’。因此，发现和发明过渡性环节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说全景概观的表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它标志着我们的表述方式，标志着我们观察事物的方式。（这是不是一种‘世界观’？）”[2][P74—75]

维特根斯坦把观察语词的方式——“全景概观”——比喻为“世界观”（Weltanschauung），意在强调对语词多种意义的综合性的整体把握。因为语言的使用是一种语言游戏，而且并非只有一种语言游戏，而是存在着许多种语言游戏，它们亦处在产生和消失的过程之中。因此，一个语词概念的意义，并不是只根据一个语言游戏就能确定的，同一个语词概念可以而且确实出现在许多不同的语言游戏之中。就此而论，我们要想把握语词概念的含义就必须从所有的语言游戏入手，这就需要“全景概观”。

4.语言的闲置。维特根斯坦说：“命名似乎是一个词同一个对象之间的一种奇特的联结。——而且当哲学家盯着他面前的对象并且多次地重复一个名称或者甚至只重复‘这’这个词，企图以此来揭示名称和事物之间的这种关系时，你真的就得到了这种奇妙的联结。因为，当语言休假时，哲学问题就产生了。在这里，我们可能真的会幻想命名是心灵的某种奇异的活动，好像是对一个对象施行的洗礼。而且我们好像还能够对这个对象说‘这个’一词，用它去称呼它——对这个词的这样一种奇怪的使用，无疑地只有在搞哲学的时候才会发生。”[2][P28-29] 然而，离开了日常生活，离开了语言的使用，语言就没有任何意义。

维特根斯坦把哲学家所犯的错误称做“哲学病”，认为他们的语言就像精神病患者说话一样，是语无伦次的，别人听不懂。形而上学也是这样一类精神病症性的语言，属于形而上学的语言人们也听不懂，也没有意义。因为形而上学家不是按照日常语言的规则讲话，不是在具体用途中考察语词的意义，而是违反规则，脱离用途，盲目地寻找它们的绝对意义。总之，哲学的争论都是哲学家们离开语词的日常使用，孤立地考察它们的绝对意义的结果。哲学的混乱总是发生在“语言像机器那样闲着的时候”。一个在理论上困惑的哲学家，就像一个想到屋外去却找不到门的人，或是一只误入捕蝇瓶到处碰壁想飞出去的苍蝇。而哲学的用途就是为到处碰壁的苍蝇指出飞出去的道路。[2][P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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