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语言游戏具有一定的规则,它是按照一定的规则而进行的使用活动,而这些规则乃是约定俗成的。“命题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取决于语句的形成规则(例如德语的形成规则),在另一种意义上则取决于语言游戏中的记号的使用”[2][P80]。
5.语言游戏的规则是易变的。“我们称之为‘符号’、‘词’、‘语句’的东西有无数种不同的用途。而这种多样性并不是什么固定的、一劳永逸地给定了的东西;可以说新的类型的语言,新的语言游戏产生了,而另外一些逐渐变得过时并被遗忘”[2][P17]。
维特根斯坦反对传统哲学的本质主义,认为哲学中产生混乱的重要根源就在于人们根深蒂固的本质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使人们相信,语词的意义可以脱离它的实际使用过程而被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它们的意义就是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正是这种本质主义的倾向造成了哲学上的混乱。本质主义认为同一类事物之所以成为该类事物,是由于它们具有共同的本质(共相)。定义就是关于事物的本质的规定。维特根斯坦则认为事物根本没有共同的本质,只有“家族相似”。所谓“家族相似”不是共同的相似,而是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的不完全相似。例如,一个家族中的成员之间有的眼睛相似,有的脸形相似。因此,维特根斯坦主张一种唯名论的立场,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一般性的名词概念只是为了方便,本质、共相那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误把这些东西当做存在,就会染上“哲学病”。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使他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又拓展了一个新的领域。在《逻辑哲学论》中,他认为哲学家们的错误在于他们迫使语言超越了自己的界限,企图去言说不可言说的东西。而在《哲学研究》中,他则主张哲学家们的错误乃在于他们企图脱离语言的使用活动来单纯地确定语词概念的意义,并且由此而追溯语言背后的实在对象。维特根斯坦把这种错误称之为哲学上的精神病症,并相应地提出了他的治疗方案。
二、“哲学病”的治疗方案
像前期哲学一样,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绝大多数的错误产生于哲学家对语言的误解。不过不同的是,前期的维特根斯坦认为日常语言本身有缺陷,需要建立一种形式化的人工语言来纠正日常语言,以避免哲学的错误;而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则认为,日常语言本身具有良好的逻辑秩序,哲学的错误在于,哲学家们不理解语言是一种工具,只有在使用中才有意义,他们往往离开了语言的日常使用,企图确定语言的普遍意义,并且以发现它们的对应物即所谓真实的存在为最终目的。按照他对哲学本性的看法,哲学不是理论建设,而是治疗性的方法。“哲学家对问题的处理,就像是治疗疾病一样”[2][P137]。 哲学家们染上“哲学病”的主要原因是:
1.实在论。哲学家们以为在每一个语词概念的背后都有某种实在的对象,语词概念的意义就由此而来。因而,语言被看做是对事物的命名,我们则通过语言去认识和把握事物。“在这里很容易走进哲学上的死胡同:在这里,人们相信我们的任务的困难之处在于我们必须去描述难以把握的对象,稍纵即逝的当下经验,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在这里我们觉得日常语言过于粗糙,看起来我们必须处理的不是我们日常所谈论的现象,而是那些‘轻易地就消失的东西,而它们在出现和消失过程中会产生出别的作为平常的结果的现象’。”[2][P194] 我们的语言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来自它所表示的对象,语言的作用就在于它能够使我们“透过”它们来把握事物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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