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与传统的时间哲学
在大约1810年的《世界时代》原稿的残篇中,我们发现谢林对传统时间哲学之水准的毁灭性批评,以及由此对科学产生的影响:
长久以来,还没有哪个概念像“时间”概念那样遭到如此的轻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住这个概念,任何科学的合理发展都是难以想象,而一般的误解之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时间的不明确的、似是而非的甚或完全错误的把握(W 224)。
30年后,谢林在这一评述中加入了“永恒性”概念,并强调了他本人在此期间所做的贡献。他表示,永恒与时间的关系,以及时间的整个谱系在先前完全陷在一种至深的不确定中,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是肯定哲学向这一最为晦暗的关系中投入了第一道光亮。因为长久以来,时间仿佛一直在让一切空疏的形而上学感到良心有愧,仿佛是一个它们都想绕开的点。(SW XIV, 108)
这个虽然有些粗糙但在历史上可以理解的诊断,只需想想谢林未能利用近代哲学的理论以提供解决“创世的时间逻辑地位”的问题中关于时间与永恒性之合适关系的迫切难题,就会变得十分明了了。这种诊断之所以粗糙,在于历史上的普罗提诺、奥古斯丁和波爱修斯等人其实都提供了一种关于永恒性的更为复杂的思想,但谢林并没有超越传统的基本结构。但它在某种程度上的准确在于,当时的哲学与传统的永恒性概念的历史内涵并不相关,而是将时间仅仅看作是可变的模态,将永恒性仅仅看作是无变的性质,并囿于二者之间的对立。后中世纪的时间理论主要旨在解释世界之内的时间现象的本体论的和结构性的状态:牛顿的绝对时间,莱布尼茨的相对时间以及康德对时间的看法(将时间看作是内感官的形式)。这些都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没有赋予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模态以独立的意义,还将时间看作是一个线性的、相继的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中,世界事件以机械方式发生。康德的时间概念——谢林曾一度采纳的东西——将时间称为“并不独立于我们的表象方式的东西”(W 121),将“现在”称之为“时间的抽象,[...] 一种空洞的自行生成的形式”(W 224 f.)。然而,永恒性仅仅被看作这样一种柏拉图式的对立,即永恒的无变性和因此的无时性对立于时间事物和事件的可变性;在康德对于无变-永恒的理智和可变-时间的经验世界的二分法中,这种对立以纯粹的形式呈现出来。在康德和费希特那里,时间的地位在体系中都没有起到重要作用,他们都没有找到比理智的无时性与“时间”之间的直接对立更加细致有差的模型。
谢林的伟大创新之一在于,他尝试克服传统的时间与永恒性的对立,并通过一个更加适应创世本体论挑战的概念对——更确切地说,通过一个高度精细的概念体系——来替代传统的时间-永恒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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