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 (5-1)

1．分析哲学的一般趋势

众所周知，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又称Anglo-American Philosophy）是由诞生于维也纳的逻辑实证主义运动以及英国的经验主义共同造就的哲学传统，它兴起于罗素和摩尔对布拉德雷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并结合了弗雷格的数理逻辑方法。它从一开始就坚持对事实与价值、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并将传统的形而上学和规范性的伦理学视为混淆了语言的表层语法结构的错误结果而予以否定，而将哲学理解为对语言的深层语法结构的还原，即对概念进行逻辑分析。因此这一哲学传统从一开始就对德国古典哲学式的“理性思辨体系”采取了彻底否定的态度，例如石里克在1932年写的《哲学的未来》（“The Future of Philosophy”）一文中，针对苏珊·朗格（Susanne K. Langer）将哲学看成是一种意义学科的观点予以了批评：“哲学将像其他科学一样成为一门学科，只不过它具有不同的主题，即意义。”但“作为‘对于意义的寻求’，哲学不可能由命题组成，它不可能是一门学科。因此，对于意义的寻求不过是一种精神活动（mental activity）罢了。”亦即这种通过理性来把握人类观念与现实领域并赋予意义的思考活动只能被理解为神学式的意识形态，而不能被视为一种严谨细致的科学工作。

在20世纪40-60年代，分析哲学几乎可以被视为“牛津哲学”或“语言哲学”的代名词，而美国的蒯因否定了作为分析哲学基础原则的“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将哲学视为科学的初级命题和延续。这种科学技术化的倾向为分析哲学提供了庞大的论域与新的方法，乃至于成为了当前国际哲学界的主流，而这也正是分析哲学为何被称为“盎格鲁-美利坚哲学”的原因，它从欧洲的德语区与英语区诞生并在强调科技与实用的社会氛围中逐步兴盛，已经完全脱离了与所谓“大陆哲学”的对立，越来越成为一种与古典时代完全不同的清晰化主题。因而这种做哲学的方式是否能够继续被称为“语言哲学”，继续保持这种方法性的、非体系化的处理方式，乃至于是否需要一种对其研究范式的概括和综合，还是继续作为一种应用型的工具，为服务于不同的目标而不断修正自己的方法，就是我们理应首先澄清的理论事实。

同时，当前主流的意见认为这种逻辑分析的话语结构只能应用于纯粹的科学与知识事业，因此主题的限定使得在传统哲学里不容忽视的道德与伦理、政治与法、审美与艺术以及社会与历史等主题都被视为含混的对象而遭到了抛弃。而维特根斯坦、纳尔逊·古德曼和纽拉特却都更加激进的认为这种逻辑分析同样可以揭示世界的结构，作为逻辑经验主义运动早期的倡导者，纽拉特持有在整个分析哲学内部都非常少见的左翼进步立场，他不仅关注语言哲学和科学哲学，还将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应用于经济学、社会学、科学史、社会科学哲学与统计学等领域。 “纽拉特之船”的比喻广泛见于反对基础主义和传统形而上学的论述中，但这一比喻也意味着一种以纯粹“可应用性”作为世界基础原则的想法。这种观点与当前的科学化倾向并不冲突，而这也意味着一种将分析方法贯彻于现实世界诸领域以形成一种体系的可能。接下来，我将借用哈克对威廉姆森与塞尔的批评，提出一种对分析哲学的理解。

2．哈克对威廉姆森的批评：分析哲学已经超越语言哲学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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