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 (5-2)

作为当代分析哲学与弗雷格主义的代表，达米特如是规定分析哲学： “首先，哲学的目标是对思想的结构进行分析；其次，对于思想（thought）的研究应当与对于思考（thinking）这种心理过程的研究严格区分开来；最后，对思想加以分析的唯一合适的方法是对语言进行分析。”因此在他看来，语言哲学理应取代笛卡尔式的主客体形而上学成为新的“第一哲学”，语言问题就是哲学的根本问题。而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认为心灵哲学已经取代了语言哲学在哲学中的主导地位，这在一些圈子中已是老生常谈。”并且由于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所研究的对象——语言和思想——都可以看作是心灵的表现（manifestation of mind），就此而言，它们都可以归于一个更大的范畴之下，这个范畴就是表征（representation）。据此，可以把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合起来看作是一个“表征转向（representational turn）”，而语言转向只不过是这个更大的表征转向的第一阶段而已。而在后期的《The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一书中又将其称为“概念转向（conceptual turn）” 。

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形而上学在分析哲学中复兴，以克里普克的《命名与必然性》（Naming and Necessity）为代表，对形而上学的研究占据了分析哲学很大的部分。而在威廉姆森看来，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并不是关于语言或心灵的。“大部分的当代形而上学主要关心的根本就不是思想或语言。它们的目标是发现哪些是基本的事物种类，它们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和关系，而不是我们怎么表征它们。它研究实体与本质、共相与殊相、空间与时间、可能性与必然性。”因此他认为继续将语言哲学视为分析哲学中的中心议题并不正确，反而应该将其归入一个更大的核心范式之中，并且要迎合当前的形而上学复兴趋势，重新将这种对概念的形而上学分析作为哲学的中心议题，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只是一种并不深刻的技术性处置。

但是哈克（P. M. S Hacker）认为，语言可以理解为一种表征，但思想却不能：“认为当我们知道或相信事情是如此这般的时候，我们是在向我们自己表征什么东西，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只是当我们说出（画出、雕刻出等）我们想的是什么、知道的是什么或相信的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才是在进行表征。思想、知识和信念都是信息而非媒介。廉姆森从根本上混淆了语言和思想中“概念”一词的涵义。并且所谓的形而上学复兴，不仅不是对语言哲学的超越，反而是忽视语言哲学造成的新的形而上学谬误：克里普克提出的“先天偶然”（a priori contingency）只是语法规则，而“后天必然”则是一种经验约定的结果。这种新的形而上学表明当代分析哲学仍然在重复着过去的错误，因此，我们要“再次回到语言转向（a posteriori necessity）” 。哈克认为，语言哲学并不是哲学的中心议题，而是将语言及其使用的仔细考察作为分析哲学的一个显著方法。语言必须是也只能是语言学或语言哲学的中心议题，而哲学的中心议题必须是也只能是先天的、概念的哲学问题。

因此，在哈克看来，哲学不能成为科学那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实在的知识积累的学科，哲学不能给予人类科学式的经验知识，也不能给予像数学证明那样的先天知识，而只是对于概念图式的一种更深的理解，而这一更深的理解能使我们避免我们所容易陷入的混淆。哈克如是定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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