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萨克-生命之后 (8-6)

但是生命的概念并不仅仅是关于生物与政治间模糊的联接——今天它已被拓展到更广的范围中，包括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的存在。在早期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关于宗教的论述的基础上，哲学家们，如马克·C·泰勒（Mark C. Taylor），吕克·费希（Luc Ferry），以及汉特·德·弗瑞斯（Hent de Vries）都注意到了生物（bíos）的社会生活与宗教或精神生活之间隐晦的关系，不管是关于单独的主体或者社区——真实的，幻想的，或者将来的。更进一步地讲，生命首先，而且也根本上是生存的经历。这种生命之经历——它曾是现代性以及存在主义对本真性的执着的标志——仍然是今天生命经验的核心，尽管在许多环节被媒介化，模拟化，并且虚拟化，并最终呈现在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说的“液体生命”（liquid life）的元稳定性（metastability）中。

在这些模式中，生命在一系列情境中得到发挥，与此同时其自身仍是哲学思考的基本视野。总有一些事情要对生命发生，正如已经被表达，可操作，已具有质化的那样。“对生命发生的事情”趋向于将之前的，未经检验的生命之概念置换，直到将其完全取代。对于情感－现象学模式来说，“对生命发生的事情”关注时间以及时间性，动态和流通，生命是以慷慨的方式被构思。对于生物政治模式来说，生命以形式，创造，生产的方式被构思。生命在机体和政治机体的模具内塑形。对于神学－政治学模式来说，生命是非物质的底层，分布于社区的社会空间。对于每种模式来说，“生命”都是一种必要但未经检验的对生命进行哲学反思的决定点。在每种情况下，生命都以“非生命”的方式来进行思考。于此同时，生命又作为和形而上范畴相区别的另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艺术与生命

然而，哲学当然不只是提出此类问题的唯一领域。在艺术史领域，生命同样是关注的核心。即便简要概观一下当代艺术，我们就不难发现，关于生命的问题也在以不同的方式被提出。在每种情况下，都存在着这样的声言：让艺术贴近生命（活），以及让生命（活）贴近艺术。看起来前卫艺术那古老的口号——“艺术和生命（活）！”——在现代艺术的历史中反复出现。例如，在抽象艺术中存在着精神生命（spiritual life）。正如康定斯基（Kandinsky）所说的那样，美学中最基本的因素——颜色，形状，形式，点，线，面——都揭示了感觉之形式生命（这里，我们同样可以指出抽象表现主义的一些沉思的画作）。这里，作为再现的艺术和作为呈现的艺术之间的界限十分重要。艺术并不是信息或者图像的传递者，艺术是活生生的感官的体验（其在欧普艺术和当代“超平”美学中达到巅峰）。

然而，这种精神生命的概念需要观众以及艺术品之间的一种分离，而且大多数时候处于画廊或者展览馆这种机构的语境中。与之相反的是，早期的先锋艺术——从达达以及超现实主义到激浪派以及情境主义——都试图将生命（以及艺术）代入艺术馆之外的世界中，有时在极端的情况下，艺术和生命（活）变得无法区分了。对于前卫艺术来说，精神生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体验。对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行为艺术来说，最日常或者最平庸的姿态可能就是艺术的场合，就好比艺术作品可以如同日常生活中的物体和姿态一样，具有稍纵即逝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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