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萨克-生命之后 (8-3)

考虑到这一点，让我们问问哲学家如何对待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生命？”在西方，最著名的例证来源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提出了后来几乎被当作至理名言的观点：“浑浑噩噩的生活不值得过。”苏格拉底不仅将焦点由普遍意义的生命转向人类的生命，还在此过程中暗示了一种生命的等级：由不值得存在的生命（想必是那些不会反思的生命，如植物或者动物……还有某些人）到值得存在的生命（具有批判式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检验的生命）。毫无疑问，对于许多历史学家来说，苏格拉底正是因此代表了哲学起源的时刻那个将思维向内转到人，主体，以及伦理的思想家。

这样的转向同样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和政治作品中看到。亚里士多德在低级,实际的动物生命与人类合格的，有质量的“优秀生命”之间，做出了类似于苏格拉底的区分。西方哲学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主题－生命既是普遍性的（植物和人类都有生命），又是分层次，有等级的（例如，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的自然哲学中的分类描写系统）。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几乎所有生命哲思中都存在的核心假设：生命既是普遍性的又是有区别的。总之，西方哲学史中的生命故事伴随着普遍的拟人化，和生命的人本主义。虽然这种转变对于伦理和政治哲学的产生极其重要，但是它同样存在局限性，而其最基本的局限性便是哲学没有能力在人类中心论之外来理解生命。如果在哲学中生命被看做人类的生命（普遍意义的生命以及层阶性的生命），那么生命不可避免地成为我们人类所拥有的生命。这暗示着对生命的工具性理解－生命仅仅是作为人类获得利益的资源－的形成。这种立场对于全球气候变化的讨论以及“自然灾害”有争议的归类方式有明显的潜在影响。

然而，反对将生命人化的意见也同样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悲观主义的哲学提供了一个例子，其中生命概念之固有的教化含义受到了批判性的检验。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也许在众多批评家中是态度最为强烈的一个。对于叔本华来说，哲学中的生命概念根据对人类生命有益或者有害而直接被道德教化。将生命视为人类独享的礼物有其神学的根基。正如叔本华说的那样，“生命作为礼物送给了我们，然而如果有机会可以事先尝试一下的话，任何人都会谢绝。”叔本华形而上学的悲观主义对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产生了巨大影响。尼采将这个问题重新论述为：

生命无论争－我们为自己安排了一个我们居住的世界——我们通过设置机体，线条，平面，原因，结果，运动和静止，形式和内容来安排这个世界，缺少这些信念元素，没人可以生存下去。但是，这并没有证明它们。生命不是论争。生命的条件也可能包含错误。

或许我们可以将这种方式理解为反人本主义哲学，或者说是一种“反人类学”。该方式并不是反对人类本身，而是反对西方思想中以人类为中心的方式来思考生命。反人本主义哲学，一般来讲，对分割－征服这种哲学游戏表示批评。在大部份哲学中，生命是个非常广的概念，因而和自然，甚至存在本身产生重叠，而在某些时代，生命沿着边界线（人类／动物，生存／非生存，有机／非有机，如此等等）不停地被排序。在哲学中，生命被无尽地分割以及再分割；与此同时，生命被拓展，被动员，主要用来服务人类的利益。

反人本主义哲学的主线在二十世纪这一代思想家中引起共鸣，如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和E·M·齐奥兰（E.M. Cioran），以及日本哲学家，如西谷啟治（Keiji Nishitani）。欧洲二战后一整代哲学家都延续了反人本主义这条主线。他们检验语言，欲望，和权力的角色（德里达，德勒兹，福柯）如何制约我们对于生存和人性，以及后生命和后人类的基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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