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层面看,这种躁动不安是社会生活的悲欢离合的一部分,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消失的偶然和琐碎的东西。可是,从另一个层面看,有些人不满足于这种现状,他们清楚地看到现状的失败和不足,受此触动展开了行动。热情在这些少数派的行动中爆发了,这些人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他们的社会位置导致他们身处关键的十字路口。这些人勇往直前,威胁着社会秩序脆弱的稳定性。一旦这些人的热情行动表达了其他人内心潜藏的躁动不安,历史就发生了剧变。安定的社会秩序被认为是片面的,是需要纠正的。不过,这种纠正不是零星的。旧的秩序在革命的浪潮中分崩离析。这种反叛会招致抵制和镇压。即使对秩序的挑战最终失败了,但是,未来也绝不会像过去一样。因为新的社会秩序会公正对待那些在斗争中“磨损”的热情。
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人物”是一些伟大的军事家: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他们的特点,不光是满怀热情地行动,不受理性的限制。而且他们表达了整个社会所酝酿的躁动不安。其他人纷纷投向他们的旗帜。小布什以更大优势再次当选,****毫不费力地召集一大批人肉炸弹。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本应到来的历史终结,却成了暴力斗争的竞技场,其结果不得而知。
事实上,除了我们的热情,还有别的偶然性同时发挥作用,因为现代社会的习俗要求我们剥削自然,而自然不是不痛不痒的塑料,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弄。自然同样有它的热情,时常带来狂风、地震、暴雨、洪水、沙尘、瘟疫、饥荒。这些热情让我们掌控自然的努力毁于一旦。由此带来的后果,在人类社会中留下了它们的痕迹。
“磨损”在黑格尔的目的论和历史哲学中的关键角色,有很重要的哲学意义。它涉及我们所谓的“理性”、“理性的事物”的意思。我们都是柏拉图和康德的继承者。理性的事物就是普遍的事物,它让所有特殊性、热情、欲望都处于合适的位置。理性的事物,就是利用合适手段产生善好结果的事物。理性的事物是一种和谐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一切事物都符合善好的观念(德性与幸福融为一体的生活)。即使我们没有刻意遵循柏拉图和康德这些前辈,但是,我们认为理性是避免产生危害的标准。
但是,这种观点不是黑格尔所想的。他一再强调否定的事物(引发矛盾、挑战、扰乱、破坏的事物)的关键角色。理性通过一种狡计而发挥作用,因为理性不仅实现了普遍性,而且是在允许特殊性自由发挥的过程中实现普遍性的。每当特殊性提出自己的诉求,普遍性那种无所不包的总括性就受到了质疑。因此,理性需要热情的非理性,而且利用了这种非理性。这种非理性努力寻求的那种产生整全图景的方式,就是理性。但是,这种成就注定要被热情的行动再一次破坏。
因此,黑格尔的普遍性,不是一种抽象的总括性。它是一种复杂的总体性,把不同元素的丰富多样性纳入统一的、连贯的整体。一旦多样性被削弱,特殊性被压抑或消灭,这种普遍性也不复存在了。黑格尔的普遍性需要冲突和斗争,在冲突和斗争中,特殊性彼此之间区分开来,并且与整体区分开来。
在学术生涯早期,黑格尔提议用“同一与非同一的同一”作为哲学理性的口号。这个口号的要点在于,第一个“同一”与第二个“同一”有区别。黑格尔没有说“非同一的同一”。与此相反,理性既需要同一,也需要非同一——二者缺一不可,二者都是同一幅图景的一部分:普遍与特殊,赞同与冲突,幸福与绝望。在黑格尔那里,没有摩尼教式的二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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