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在探讨时纠缠在一起,这乃是实事之本性使然。但这些问题的整个重心却是以您们的神学谈话的那个疑难问题为基础的。同时,上述诸问题——多少是清楚的和得到了充分阐发的——构成了当今“哲学”从其最极端的对立立场出发(卡尔纳普——>海德格尔)所作的那些努力的还隐蔽着的中心。人们现在称这些立场为:技术-科学主义的语言观与思辨-解释学的语言经验。两种立场从殊为不同的任务方面得到规定。第一种立场想把一切思与言,包括哲学的思与言,置于一种可在技术-逻辑上建构起来的符号系统的统治之下,亦即把它们固定为科学的工具。第二种立场起于这样一个问题,即:应把什么东西经验为哲学之思的实事本身,应如何言说这种实事(作为存在的存在)。可见,在这两种立场中,问题并不在于一种语言哲学(与一种自然哲学或艺术哲学相应)的被隔离开来的区域,毋宁说,语言被当作哲学之思和任何一种思与言都在其中逗留和活动的那个领域来认识。由于在西方传统中,人的本质被规定为那种“具有语言”的生物(ζωονλογονεχον)——即便是作为行动着的生命体的人也只是那种“具有语言”的人——,所以,上述两种立场的争辩无非是拿人之生存及其规定性的问题冒险。
神学能够和必须以何种方式并且以什么为限度参与这种争辩,这是有待神学来决定的。
在下面对五个问题作简短的解说之前,我们先要做一个评论,此评论是针对“今日神学中一种非客观化的思与言的问题”的所谓动机做的。有一种广泛流行的、未经检验地被接受的意见认为,每一种思作为表象,每一种言作为表达,已然都是“客观化的”。这里我们不可能具体地追踪这种意见的由来。对这种意见来说决定性的,是人们长期以来未加澄清地提出来的那种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是根据一种自身未曾被澄清的理性之思的机制而设定起来的。而近来,对于每一种思与言的客观化特征的主张来说,尼采、柏格森和生命哲学的学说成为决定性的了。由于我们在言中 ——明确地或者不明确地——往往道说着“存在”(ist),而存在(Sein)意味着在场状态,在场状态在现代又被解释为对象性和客观性,所以,作为表象的思和作为表达的言就必然导致一种对在自身中流动的“生命之流”的僵固化,由此导致一种对“生命之流”的扭曲。另一方面,此种对持存的东西的固定,尽管它扭曲生命,但对人类生命的保存和贮存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作为这种以不同形式表达出来的意见的例证,我们援引尼采在《强力意志》中的一段话就够了(第715条,1887-1888年):“语言表达工具不能用来表达‘生成’:持续地设定一个由持存物、事物等等(也即客体)组成的更粗糙的世界,这属于我们的不可取代的保存需要”。
我们下面对五个问题的提示 要把自身当作问题来理解和深思。因为全部沉思必须关注的语言之神秘(Geheimnis der Sprache)始终是最值得思考和最值得追问的现象,尤其是当人们生发了这样一种洞识,即,语言决不是人的一件作品,而是:语言说。人说,只是由于人应合于语言。这些句子并不是一种玄想的“神秘主义”的奇谈怪论。语言乃是一种源始现象,其本真的东西不能由事实来证明,而只能在一种没有先入之见的语言经验中得到洞察。人能够人工发明音素和符号,但只能着眼于一种已经被说的语言并且从这种语言出发来做这回事情。即便对这种源始现象,思也始终是批判性的。因为批判性地思意味着:始终区分(κρινειν)那种需要一种证据对之作合法性辩护的东西与那种为了对之作出证明而要求直接洞察和接受的东西。在给定情形下提供一个证据,这始终要比在不同情形下参与到有所接受的洞察之中容易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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