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P：黑格尔辨证法（三） (12-1)

从第一个形式到第二个的过渡，或者从《现象学》的第一种形式一直过渡到最后一种，丝毫不具有演绎的必然性。这些联系根本不是蕴涵，并且《现象学》总归能够采用另一条路径或另一个起始点。 (Solomon 1983: 230)

在这段话的一个脚注中，所罗门补充道：“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形式化，不论多么精巧，都是不可能的” (Solomon 1983: 230)。

一些学者认为黑格尔的必然性并不打算成为逻辑上的必然性。例如沃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就认为在黑格尔辩证法中运作的必然性是一种有机的（organic ）必然性。他指出，《现象学》中的运动彼此相继的方式“以黑格尔在序言中举过的意象来说，就像花苞、花朵和果实彼此相继一样”(Kaufmann 1965: 148; 1966: 132)。芬德利（J.N. Findlay）认为后来的阶段为前面的阶段提供了他所谓“高阶评论”（higher-order comment），即使后来的阶段没有以一种平淡的方式跟随前面的阶段 (Findlay 1966: 367)。所罗门指出黑格尔想要的必然性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逻辑必然性，”(Solomon 1983: 209)，而是一种进展（progression） (Solomon 1983: 207)，或者说是一个“在某个语境中为了某种目的的必然性”(Solomon 1983: 209)。约翰·伯比奇（John Burbidge）将黑格尔的必然性定义为现实和可能之间的三重意义上的关系，只有最后一重才是逻辑上的必然性(Burbidge 1981: 195–6)。

另一些学者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必然性划定到超验论证（transcendental argument）中。一个超验论证开始于无可争辩的经验事实，并且试图去证明为了这些事实得以可能，其他条件必须在场，或者说是必要的。例如乔恩 · 斯图尔特（Jon Stewart）论证道，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现象学》中的辩证法是一种超验解释”，也因此具有那种论证形式的必然性(Stewart 2000: 23; cf. Taylor 1975: 97, 226–7; 对这个观点的批判见Pinkard 1988: 7, 15)。

一些学者试图从文学意义上解释黑格尔的辩证法以避免这样的争论。比如，肯尼思·R·韦斯特法尔（Kenneth R. Westphal）在他对《现象学》认识论的考察中指出黑格尔辩证法的“文学模板”是以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戏剧安提戈涅（Antigone）为基础的(Westphal 2003: 14, 16)。埃尔曼诺·本西文加（Ermanno Bencivenga）提出了一种解释，将叙述方法和必然性概念联系在一起。对他来说，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必然性能够被把握为讲个好故事的观点，这里的“好”意味着这个故事兼具创造性和正确性(Bencivenga 2000: 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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