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认为休谟的论证导向了一个无法令人接受的怀疑论结论,而且他拒绝休谟本人对于这种怀疑主义的解决方案 (见Kant’sCritique of Pure Reason, B5, B19–20)。休谟指出我们关于因果必然性的观念仅仅是被风俗或习惯所奠基的,因为它是我们在重复观察到一类事件紧跟着另一类事件发生之后,通过自己的想象而产生的 (见Hume’s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Book I, Section VI; 黑格尔同样拒斥了休谟的解决方案, 见EL §39)。对于康德来说,科学和知识需要在理性中获得奠基,他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用以重建被休谟的怀疑主义论证所摧毁的理性和知识之间的联系。康德的解决方案导致他在哲学中提出了一个哥白尼式(Copernican)的革命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Bxvi)。尼古拉·哥白尼(Nicholas Copernicus)是波兰的天文学家,他指出是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而非反之。康德针对休谟的怀疑论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解决方案。朴素的科学假定我们的知识围绕世界的样貌(world is like)旋转,但是休谟批判道,这一观点导致我们不能通过理性得到科学的因果。但是康德指出,如果我们说——并非是知识围绕世界的样貌旋转——而是知识围绕我们的样貌(we are like)旋转,我们就可以在理性和知识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因为我们是理性的生物,我们同他人共享一个将我们对于世界的经验规范化的认知结构。这个主体间(intersubjectively )共享的理性结构而非世界本身,才是奠基我们知识的东西。
不过,康德对休谟怀疑主义的解决本身导向了一个黑格尔所拒斥的怀疑性结论。倘若我们在主体间共享的理性结构可能允许我们得到可以说是从我们角度出发对于世界的知识,那么我们就无法超出我们心智的、理性的结构来看世界在其自身而言是什么样的。就像康德自己承认的那样,根据他的理论,依然存在一个自在的世界或者“自在之物”(Thing-in-itself, Ding an sich),我们对于它一无所知(见 e.g.,Critique of Pure Reason, Bxxv–xxvi)。黑格尔拒斥了康德的怀疑式结论,即我们无从得知自在的世界或自在之物,并且作为对这一观点的回应,他谋划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见, e.g., EL §44 and the Remark to §44)。
黑格尔是如何回应康德的怀疑论的?特别是在他接受了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或者说接受了康德的论断,即我们因为我们的样貌、或因为我们拥有理性,故而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的情况下?对黑格尔来说,我们怎样能够跃出我们的头脑来观察世界本身如其所是的样子?黑格尔的答案很接近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回应。柏拉图认为我们只能通过诸理型(Forms)来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理型是完全普遍的、理性的概念或观念。但因为世界是不完美的,柏拉图把理型放逐到了它们自己的领域中。尽管世界中的事物通过参与到理型中得以被定义,但这些事物充其量是普遍理型的不完美摹本(see, e.g.,巴门尼德篇 131–135a)。因此理型并不在世界中,而在它们自有的一个不同的领域中。但亚里士多德反驳道,世界可知并不是因为世界中的事物是理型的不完美摹本,而是因为理型作为起到界定作用(defining)的本质存在于事物本身中(see, e.g., De Anima [On the Soul], Book I, Chapter 1 [403a26–403b18]; Metaphysics, Book VII, Chapter 6 [1031b6–1032a5] and Chapter 8 [1033b20–103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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