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六【续集】 (3-1)

• 历史拾遗

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休谟和艾耶尔为首的许多著名哲学家，都承认先验与后验（或者说经验）、必然与偶然、分析与综合这三项区分其实只分出了两类事物；而且，前两项区分可以被解释或还原到第三项。于是，我们不需要拥有某种获知先天知识的奇妙能力，必然真理的存在也没什么神秘的：所有这些都能用语义学来说明，用我们如何言说来说明。那些看上去实质上与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相关的事情，其实只是与语言相关。正如我们在第四章看到的那样，逻辑实证主义者，装备着弗雷格与罗素的更为有力的逻辑武器，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起，直至五十年代，都在发展这一观点，试图终结形而上学并给予认识论以新的明晰性。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1967 [1928]) 与“经验主义、语义学与本体论”(1950, in Carnap 1956) 和艾耶尔的《语言、真理与逻辑》(1936, revised edition 1946) 都清晰地陈说了这一观点，并且影响深远。

克里普克与1971年发表了他的论文“同一性与必然性”，并于1980年出版了令他和他的观点广为人知的《命名与必然性》（实际上，它最先发表在1972年的《自然语言的语法》中，该书由唐纳德·戴维森与吉尔伯特·哈曼编辑）。与艾耶尔和卡尔纳普相对，他认为这三项区分其实大相径庭，并且举出了经验必然和先验偶然命题的例子。克里普克的观点影响甚众，这不仅是对语言哲学家而言，它在认识论哲学家，形而上学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那儿也是如此。总之，他的观点可以说是解放性的：在卡尔纳普及其同侪拒斥形而上学的几十年后，哲学家们终于可以不必在公开发表形而上学理论的同时，加上但书称这些理论内隐于我们的概念之中，或称这些理论是分析的了。

尽管如此，与许多思想史上的重要转变一样，克里普克只不过是革命中最闪耀的一颗星；大卫·卡普兰、彼得·吉奇(Peter Geach)、基思·唐纳兰以及希拉里·普特南（见第六章）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写了许多关于指称的所谓“新理论”的文章，而他们所蕴含的观点则可以追溯到Ruth Barcan Marcus 于1947年在其模态逻辑著作中，将名称刻画为没有描述的“标签”的思想。一则轶事是说，在1962年，科学哲学波士顿研讨会上，Barcan Marcus的报告展示了她1961年论文“模态与内涵语言”的成果。而听众中有W. V. 蒯因，阿尔弗雷德·塔斯基和年轻的索尔·克里普克——此时他已经在1959年，他18岁时以一篇关于模态逻辑的论文声名鹊起。那天发生了什么，谁具体理解了什么，以及克里普克从中还记得什么，依然饱受争议。但相对明确的是，即便Barcan Marcus已经发现了克里普克之后发表的观点，她也没能像克里普克那样深入地追踪到其深远的后果。

• 本章小结

可能性，就我们这里要讲的内容而言，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说p是可能的，就是说，即便实际上并非p，而且即便我们知道并非p，情况也或许可以是p。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人利用了原子能就是个可能的但不现实的真理。可能性与必然性能够相互定义：p是可能的，当且仅当其否定不是必然的；p是必然的，当且仅当其否定不是可能的。至少，可能世界的概念是很有用的启发式，用以表达事物本可以，或者或许可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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