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从柏拉图开始,这种观点被偏离了。柏拉图虽然较早期希腊哲学家更为明确地提出了存在问题,但他的理念论把理念当做涌现岀来的东西中的某种稳定不变的东西,即与涌现过程相分离而被对象化了的一般、本质。这意味着他把存在者当做了存在。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正式把对存在的探索当做一门独立学科、因而成了作为哲学的形而上学的奠基人。他企图从量和质等各方面对存在加以规定,制定了系统的范畴表,对存在的询问进一步被归结为对存在者的本质的探究。这样对存在的研究“就成了对范畴及其体系的研究,一切存在论都去探究范畴的原则”。这种研究对往后的西方哲学的突岀影响就是以存在者来遮蔽或者说代替存在,以致对存在的探究被人遗忘了。
到了近代,通过笛卡尔二元论,被存在者遮蔽和代替存在的情况进一步固定下来了。笛卡尔把上帝以外的一切存在归属于心灵和肉体两种彼此独立的实体,二者分别以思维和广袤为其根本属性,这正意味着把一切存在当做存在者,因为思维和广袤都不是指存在者的存在,而是指其存在者状态上的精神和自然规定性。这意味着笛卡尔以存在者状态的规定性遮蔽了存在者的存在本身的意义。
海德格尔把从柏拉图以来的整个形而上学时代称为“存在的遗忘的时代”。“形而上学不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说到存在。形而上学表示并似乎确定,它询问并回答了关于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形而上学从来没有解答过这种问题。因为它从来没有追问过这个问题。当它涉及存在时,只是把存在想象为存在者。虽然它说及存在,指的却是一切存在者。自始至终,形而上学的各种命题总是把存在者和存在相互混淆。……由于这种永久的混淆,所谓形而上学提岀存在的说法使我 们陷入完全错误的境地。”
总之,在海德格尔看来,对存在和存在者的混淆是传统形而上学陷入困境和危机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哲学家们错误地只关注存在者而撇开了惟一具有始源意义的存在,他们对存在者的论述就失去了根基,由此所建立的本体论必然是无根的本体论。为了克服传统形而上学的错误,摆脱其所陷入的危机和困境,根本的道路就是把存在本身和存在者严格区分开,即重新把存在从存在者中烘托岀来,揭露和批判传统哲学对二者的混淆,由对存在者的研究返回到对存在的探究,澄清和阐释它的意义,由此建立起的关于存在的理论将具有始源意义,成为有根的本体论,也就是所谓基础本体论。
二、对现象学方法的继承和超越
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对存在的研究之所以会变成对存在者的研究,或者说它所应当研究的存在之所以会被存在者所遮蔽,是柏拉图开始的认知方式,即以“看”(表象、直观、认识等)为特征的研究方法的必然结果。
柏拉图著名的“洞喻”把最高理念比作太阳。一般人犹如被锁在洞穴中、面对洞壁的囚犯,看不到洞外的真实世界。只有爬出洞穴,并借助阳光(理念之光),才能看到这个世界。柏拉图由此把早期希腊哲学关于存在是对人的直接的涌现、显露和人由这种涌现、显露而直接“领悟”存在这个原为一体的过程分裂了,变成了人借助理念之光去认知(看)身外世界。“认知”之取代领悟意味着人和世界都被作为现成和确定之物(存在者)而被分离。这成了后来以主客二分为特征的认识方法的思想前导。
在西方哲学往后的发展中,洞喻说衍化成了各种由表象和概念等构成的认识体系。笛卡尔二元论的建立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中出现了认识论转向,以主客二分为特征的认知的思维方法由此有了完整的理论形态。笛卡尔把“我思故我在”作为其方法论的第一原理,这为近代哲学中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原则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作为主体的“我”“从存在论上被规定为物”,以之作为出发点的认知方法必然不能揭示、反而会遮蔽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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