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神学 (5-3)

众所周知，福柯从 1977-78 年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课程开始，就试图将权力研究方法的重心从传统的通过司法和制度模式框架来引导的方向转移到对更加灵活多变的技术和实践的分析上来，他（根据他所提到的十六、十七和十八世纪反马基雅维利的文献）将这些技术和实践归入“治理技术”的范畴。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国王以绝对的外在性关系为特征，而相关文献并没有将重点放在其典范性表达的超越的单一性上，而是试图强调与社会和国家本身相联系的治理实践的多重性和多元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在这个方向上的研究试图接受几年前在《性史》第一卷中提出的挑战，即摆脱以法律和主权的理论特权为基础的权力形象。值得注意的是，福柯在这一背景下谈到了这种新的权力模式所要应对的具体需求，即在政治实践中引入“安济”的必要性，也就是将家政与国家治理相结合的必要性。在过于笼统和抽象的国家主权框架与过于狭隘和特殊的家庭模式之间，治理技术作为第三个维度（尽管是基于后者的维度）介入其中，在第一个时刻将安济作为其模式和形式，在第二个时刻将安济作为其特殊的应用领域。正如阿甘本所言，为了记录这一转变的利害关系，他采用了与彼得森相同的说法。他写道，政府在统治方面的特权是这样的：“有一天，为了限制国王的权力，可以说‘国王统治，但他不治理’”。

福柯在区分主权与治理时，援引了政治思想史上具有既定传统的一对概念。然而，他带来了一种不同的强调，颠覆了这两个术语之间关系的通常等级。他写道，以前的问题是从主权理论中推导出一种政府艺术，随着前者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现在的问题则是为已经存在的治理技术提供相应的司法基础。对他来说，这个公式的作用是表明必须对主权的行使加以限制，以便于他用一个十分醒目的短语称之为“治理技术的疏通”。因此，阿甘本开始追溯的“治理术”谱系集中在那些通常被认为与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舞台无关的模式上，这绝非巧合：古代家庭及其人和物的安济，以及基督教牧师及其灵魂的安济。阿甘本的论点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两种模式必须辅之以第三种模式，而第三种模式将负责阐明从一种模式到另一种模式的转变：三位一体安济。如果从治理角度对政治神学进行重新定义，那么福柯自己的直觉也就有了坚实的神学基础。这样，正如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所总结的，阿甘本能够“像扇子一样”打开政治神学的理论建构：“正如施米特的范式需要横向扩展到经济学的词典中，同样，福柯对治理术的研究也需要纵向回溯，比这位法国哲学家对牧领制度的研究更进一步，追溯到第一世纪早期基督教关于三位一体和神恩的双重奥秘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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