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迁都长安

绍武元年（190年）二月十七日，愍献帝的车驾向西迁移。李儒对董卓说：“如今军中钱粮不足，而洛阳城里有钱人家很多，可以把他们的家产全部没收充公。尤其是那些跟袁绍等人有关系的家族，先把他们的亲戚同党杀掉，再把他们的家财抄没，必定能搜出万贯资财。”董卓立即派五千名铁甲骑兵，在洛阳全城搜捕富户，总共抓了数千家，把这些人的头上插上写着“反臣逆党”四字的白旗，押到城外统统斩首，然后把他们的金银财物全部掠走。董卓先命令文武百官护送皇帝离开京城，接着又强迫洛阳的数百万居民全部迁往长安；宫廷内外，没有人愿意往西走，只是因为董卓的逼迫，大家不敢不匆忙整理行装，准备出发。谁知道董卓非常凶恶，严格规定了期限，不准拖延时间，那些富有的家庭，即使有一些财产，也来不及安排，请求宽限，董卓却斥责他们违抗命令，派人逮捕他们，斩首示众，并将他们的财产没收，用作军粮。可怜的官员和百姓，放弃了他们的田地和房屋，只带了一些细软物品，扶老携幼，仓皇上路；跟随皇帝的车驾，陆续前行，李傕、郭汜押运着洛阳城里上百万百姓，一批一批地往长安方向走。每一队百姓后面就夹一队兵，百姓在前，兵卒在后，像赶牲口一样押着走；不论穷人富人、贵人贱人，全都弄得流离失所，又饿又冷，沿途饿死的人横七竖八躺满道路，骨头都暴露在野地里，多得数不过来。李傕、郭汜还放任士兵奸淫妇女，抢夺口粮；哭喊声震天动地。路边又有强盗趁机偷抢，谁要是走慢了，后面三千名督阵兵就挥着白刃赶上来，一路走一路杀人。董卓仍旧握着重兵，驻扎在洛阳的圭苑里。他下令士兵放火烧毁百姓的房屋，连同宗庙、皇宫、官署也一并点火。两百里内，一片焦土，鸡犬不留。又派吕布去挖掘东周历代天子的陵墓、东楚诸帝的陵寝，以及后妃、王侯、公卿、将相的坟墓，把里面的珍珠宝器全部搜出来，兵卒趁机乱挖官民坟墓，几乎无一幸免。最后，董卓把抢来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装了足足几千车，浩浩荡荡往长安而去。毁坏洛阳城中的钟磬架、铜马、铜驼等铜像，用来铸造钱币，但所铸的钱币都没有文字；于是又改铸五铢钱，钱币上有文字和轮廓，但难以流通使用。因此，货币贬值而物价飞涨，一斛谷子的价格高达数百万钱。董卓还派遣将领，出击关东的各路军队。正好听说河内太守王匡，进军河阳津，企图夺取洛阳；董卓用疑兵前去挑战，暗中派精锐部队从小平津偷渡，绕到王匡军队的后面，前后夹击，大败王匡的军队，抓住了许多士兵，用布帛将他们捆绑，外面浇上膏油，然后点火焚烧，从下往上，过了很久才烧死，惨叫声震天动地，臭气冲天，真是不忍听闻，不忍目睹。国家的藏书遭到严重毁坏：大卷的帛书被撕成帷帐和车盖，小卷的则被缝成袋子。全靠王充拼命保护，才随朝廷西迁了七十多车，可路途遥远，途中又丢了一半。三月五日，愍献帝到达长安，住在京兆府的官舍里，后来才逐渐将宫殿稍加修整，才搬入宫中。这时董卓还未到长安，朝中大小事务都交给司徒王允负责。王允在外补救缺失，在内为王室筹划，很有大臣风度，从天子到文武百官，都倚靠王允。王允对董卓曲意逢迎，而董卓也一直信任王允。三月十八日，董卓怨恨袁绍、袁术背叛自己，便命令司隶校尉宣璠把太傅袁隗、太仆袁基，连同他们的母亲、姐妹以及吃奶的婴孩在内共五十多人全部抓起来，押赴闹市斩首。随后，又命人将他们的尸骨运到春城门外，合葬于一个大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