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周康王
周成王姬诵在位二十二年，为周王朝的稳固与发展耗尽了心血。到了统治后期，长期的政务操劳与早年征战留下的旧伤，让他的身体日渐衰弱，生命之火如同风中残烛，渐渐走向熄灭。在都城镐京的寝宫内，气氛凝重得让人窒息——成王躺在铺着锦缎的玉榻上，脸色苍白如纸，呼吸微弱，但眼神却始终紧盯着殿外，仿佛在牵挂着什么。
他心中最放不下的，便是太子姬钊——姬钊虽已长大成人，品性端正、聪慧好学，平日里跟随成王处理政务时也展现出一定的天赋，但成王深知，“治理万乘之国”与“学习政务”截然不同。周王朝虽经成王与周公的努力走向稳定，但天下仍潜藏着危机：东方的淮夷部落虽已臣服，却仍有反叛的可能；各地诸侯虽表面顺从，但若新君威望不足，难免会有人心生异心；更重要的是，姬钊从未经历过“东征平叛”那样的生死考验，缺乏“临危决断”的魄力。这些担忧，如同巨石般压在成王的心头，让他即便在弥留之际，也难以安心。
殿内，召公奭与毕公高两位大臣垂手侍立，眼中满是担忧。他们是西周的开国功臣，也是成王最信任的人——召公曾协助周公营建洛邑、稳定东方诸侯；毕公则长期负责王室的军事事务，多次随成王出征，二人皆以“忠诚、稳重、有谋略”著称。成王缓缓抬起手，示意二人靠近。
召公与毕公快步走到榻前，俯身倾听。成王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朕……朕将去矣。此生能承文王、武王之业，守得周室安宁，虽死无憾。唯今之患，在太子钊……他年幼（此处“年幼”指治国经验不足），未经大风大浪，恐难担天下之重。”
召公与毕公对视一眼，心中明白成王的忧虑。召公轻声安慰：“陛下放心，太子殿下聪慧仁厚，又随陛下学习政务多年，定能胜任君位。臣等愿为太子保驾护航，绝不让周室基业受损。”
成王轻轻摇头，眼神中满是郑重：“朕知二位忠诚，但此事非比寻常。朕意已决——待朕百年之后，由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太子登位。你们需教导他‘勤政爱民、以德治国’，提醒他‘不忘先祖创业之艰’，约束他‘不可贪图安逸、滥用民力’。唯有如此，方能保周室千秋万代。”
说罢，成王从枕下取出一枚刻有“周室受命”字样的玉圭，颤抖着递给召公：“此圭为周室镇国之物，今交予二位。若太子有失德之处，二位可持此圭进谏，甚至代朕约束于他。”
召公与毕公接过玉圭，单膝跪地，声音哽咽却坚定：“臣等定当遵陛下之命，辅佐太子，守护周室，至死不渝！”
成王看着二人，眼中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随后缓缓闭上双眼，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他守护了二十二年的王朝。寝宫内，召公与毕公的哭声响起，很快传遍了整个王宫，整个周朝都沉浸在失去贤君的悲痛之中。
成王逝世后，召公与毕公强忍悲痛，立刻着手筹备太子姬钊的继位事宜。他们深知，“国不可一日无君”，只有尽快让太子继位，才能稳定天下诸侯与百姓的心。
首先，召公与毕公以“辅政大臣”的名义，向天下诸侯发布诏书，告知成王逝世的消息，并邀请诸侯前来镐京，参加太子的继位大典。各地诸侯接到诏书后，纷纷带着祭品与贡品，日夜兼程赶往镐京——他们中既有与周室血缘亲近的齐鲁晋卫诸侯，也有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所有人都明白，这次继位大典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周王朝“延续稳定”的象征。
继位大典的核心环节，是前往周室宗庙拜谒先王。在召公与毕公的带领下，太子姬钊身着孝服，与诸侯们一同走进庄重肃穆的宗庙。宗庙内，文王、武王的牌位供奉在正中，牌位前摆放着牛羊豕三牲祭品，香烟袅袅，烛光摇曳，仿佛先王的英灵正在注视着众人。
召公走到姬钊面前，神色凝重地开口：“太子殿下，请谨记先王创业之艰。文王之时，周室尚为西岐小国，商纣王暴虐无道，天下百姓苦不堪言。文王心怀苍生，广纳贤才，如姜太公、散宜生等贤臣，皆慕名而来。他推行德政，开垦农田，让西岐百姓安居乐业，也让天下诸侯看到了‘仁政’的希望。正是文王数十年的积累，才为周室奠定了灭商的基础。”
毕公接着说道：“殿下，武王继承文王遗志，更是历经艰险。他率领八百诸侯会盟孟津，却因‘时机未到’而撤兵；直到商纣王杀比干、囚箕子，天怒人怨之时，武王才再次起兵，于牧野之战大败商军，最终灭商建周。武王在位仅四年，却日夜操劳，为稳定天下、分封诸侯耗尽心力，直至病逝前，仍在挂念东方的稳定。”
召公又语重心长地补充：“殿下，如今先王（成王）又为周室操劳二十二年，东征平叛、营建洛邑、制礼作乐，才换得今日‘天下安宁’的局面。您今日继承的，不仅是皇位，更是三代先王的‘遗志’与‘民心’。今后，您务必力行节俭，戒除贪欲，将所有心思放在处理国政上——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百姓安居乐业，诸侯才会顺从，周室才能长久。”
姬钊站在先王牌位前，听着召公与毕公的训诫，眼中满是泪水与坚定。他走到牌位前，跪下叩首三次，声音哽咽却清晰：“孙儿（儿子）姬钊，定当谨记先祖与父王的教诲，勤政爱民，以德治国，绝不辜负周室的基业与天下百姓的期望！”
拜谒宗庙后，召公与毕公在朝堂之上，正式撰写并宣读了《顾命》（“顾命”即“临终遗命”）。这份诏书详细记录了成王临终前的嘱托，明确了召公、毕公的辅政职责，同时要求天下诸侯与朝中大臣“全心全意辅佐康王（姬钊继位后的谥号），不得有二心”。诸侯与大臣们纷纷跪地宣誓，愿遵《顾命》之令，辅佐康王治理天下。
在众人的簇拥下，姬钊身着天子衮服，头戴冕旒，一步步走上朝堂正中的皇位。当他接过召公递来的“九鼎”与“玉玺”时，整个朝堂响起了山呼海啸般的“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之声，标志着周王朝正式进入“康王时代”。
康王继位后，并未沉浸在“登基的喜悦”中，而是立刻以“君主”的身份开始处理政务。他深知，要想赢得天下诸侯与百姓的认可，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政绩”，延续成王时期的稳定局面。
（一）营建郊区：强化成周的防御屏障
成周（洛邑）作为周王朝的东方都城，是“控制东方诸侯与殷商旧民”的战略要地。成王时期，虽已完成成周的营建，并驻扎了“成周八师”，但随着周王朝疆域的扩大，成周的人口日益增多，城内的居住与防御压力也随之增大。康王深知，成周的稳定直接关系到东方的安宁，若成周出现动荡，整个周王朝的统治都会受到威胁。
经过与召公、毕公的商议，康王决定采取一项重要举措——命令毕公高制定策文，将成周城内的一部分民众迁移到郊区居住，让他们成为成周的“屏藩”。这一决策的目的有三：一是缓解成周城内的人口压力，改善城内的居住环境；二是让郊区形成“卫星城”，与成周主城形成“攻防联动”，增强整体防御能力；三是让迁移的民众在郊区开垦农田，增加粮食产量，为成周的军队与百姓提供物资保障。
毕公高接到命令后，立刻着手制定策文。他亲自前往成周考察，选择了“地势平坦、靠近水源、易守难攻”的郊区地带作为迁移目的地；同时，他在策文中详细规划了迁移的细节：
以成周城内的殷商旧民与手工业者为主，这些人熟悉东方的风土人情，且有一定的生产技能，便于在郊区立足。
政府为迁移民众提供“种子、农具与房屋”，并免除三年的赋税，让他们能够安心开垦农田、发展生产。
要求迁移民众在郊区修筑“简易防御工事”（如土城墙、壕沟），并组织“民壮”，接受成周八师的军事训练，一旦成周主城遭遇袭击，郊区民众需配合军队作战。
策文完成后，康王亲自审阅，对策文中“以人为本、兼顾防御与生产”的规划十分满意，随即下令正式推行。在毕公高的亲自监督下，迁移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仅用半年时间，便有近万户民众顺利迁移到郊区，他们开垦农田数千亩，修筑防御工事十余处，成功形成了“成周主城+郊区屏藩”的防御体系。这一举措，不仅让成周的防御能力大幅提升，也为东方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
（二）恩赏诸侯：巩固周室的血缘纽带
西周的统治基础是“宗法分封制”，而“血缘关系”则是维系诸侯与周室的核心纽带。康王继位后，为了巩固与诸侯的关系，彰显周室的权威，决定对“与周室血缘亲近、功勋卓著”的诸侯进行恩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赏赐宝器”。
当时，辅佐康王的诸侯中，有五位影响力最大：
鲁国国君伯禽：周公旦的长子，与康王是“堂兄弟”关系。鲁国是周室在东方的“重要据点”，伯禽在位期间，平定了徐戎的叛乱，推广周文化，为周室稳定东方立下了汗马功劳。
卫国国君卫康伯：周文王的后裔，与康王同属“姬姓宗室”。卫国地处殷商旧地（今河南北部），卫康伯通过“推行德政、安抚殷商旧民”，有效稳定了当地局势，成为周室在北方的“屏障”。
晋国国君晋侯燮：唐叔虞（成王的弟弟）的儿子，与康王是“叔侄”关系。晋国地处汾河流域（今山西中部），晋侯燮继承父志，开拓疆土，发展农业，使晋国成为周室在北方的“强国”。
齐国国君齐丁公：姜太公吕尚的孙子，与周室是“姻亲”关系（姜太公的女儿是武王的王后）。齐国地处海滨（今山东东部），齐丁公凭借“鱼盐之利”与“善用兵”的优势，征服了周边的少数民族部落，扩大了齐国的疆域，也为周室稳定了东方沿海地区。
楚国国君熊绎。楚国是南方的少数民族部落建立的国家，与周室无血缘关系，且势力相对弱小。楚国地处偏远（今湖北一带），与周室的联系较少，在成王时期虽已臣服周室，但并未参与过重大的军事行动，与周室的关系相对疏远。
基于“血缘亲疏”与“功勋大小”，康王对这五位诸侯采取了“差异化恩赏”：他下令铸造了一批精美的青铜宝器（如鼎、簋、爵等），这些宝器上刻有“周康王赏赐某某诸侯”的铭文，不仅工艺精湛，更是“周室认可”的象征。康王将这些宝器赏赐给了伯禽、卫康伯、晋侯燮与齐丁公，以此表彰他们的功勋，巩固与他们的血缘纽带。
而楚国国君熊绎，则并未得到宝器赏赐。一方面，楚国与周室无血缘关系，且势力弱小，在周室的诸侯体系中地位较低；另一方面，熊绎在位期间，楚国主要致力于“内部发展”，并未对周室做出重大贡献，因此未被纳入“核心恩赏名单”。
尽管没有得到宝器，熊绎却并未气馁。他深知，楚国要想在诸侯中立足，不能依靠周室的恩赐，而要靠“自身的努力”。他带领楚国百姓“披荆斩棘，开拓疆土”，发展农业与手工业，同时与周边的少数民族部落结盟，逐步增强楚国的实力。正是熊绎的“隐忍与奋斗”，为后来楚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奠定了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史记》中对“康王赏赐诸侯”一事存在些许记载偏差，曾将“毕公高辅佐康王营建郊区”归于成王名下，但结合《尚书·毕命》与考古发现的青铜铭文（如“史墙盘”），我们可以明确：“迁移成周民众、赏赐诸侯宝器”均是康王时期的举措。这些举措，不仅巩固了周室与诸侯的关系，更让周王朝的统治愈发稳定，为“成康之治”的鼎盛局面注入了强大动力。
从成王临终托孤到康王继业施政，西周王朝完成了一次“平稳的权力交接”。成王以“临终嘱托”的方式，为周室选择了可靠的辅政大臣，确保了政权的稳定传承；召公与毕公以“忠诚与智慧”，辅佐康王顺利继位，并教导他“不忘先祖之艰、坚守德政之路”；康王则以“务实的施政”，巩固成周防御、恩赏诸侯，延续了成王时期的稳定局面。
正是这种“君臣同心、世代传承”的治理模式，让周王朝在成王与康王统治的四十余年间，实现了“天下安宁、百姓安乐”的盛世景象——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这一时期“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即刑罚闲置四十多年，没有使用过，可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民心的归附。
“成康之治”不仅是西周王朝的“黄金时代”，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盛世治理”的典范。它证明，一个王朝要想实现“长治久安”，不仅需要贤君的“勤政爱民”，更需要“可靠的传承机制”与“忠诚的辅佐团队”。而成王与康王的故事，也如同璀璨的星辰，永远闪耀在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河中，为后世的统治者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