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周成王（二）
成王姬诵，作为周武王姬发之子、周王朝建立统一封建政权后的第二代君主，其继位之初便承载着“巩固先祖基业、稳定天下秩序”的重任。彼时，周王朝虽已推翻殷商统治，但天下尚未完全安定：东方的殷商残余势力仍在蠢蠢欲动，淮夷、徐戎等部落时常侵扰边境，宗室内部也存在权力纷争的隐患。正如《史记·周本纪》所载，武王去世后“天下闻武王崩而叛”，年轻的成王正是在这样“内忧外患”的局势中，接过了周室的统治权。
幸运的是，成王得到了叔父周公旦的全力辅佐。周公不仅是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更是成王的“政治导师”——他一边平定管叔、蔡叔与武庚的叛乱，稳定内部局势；一边悉心教导成王“治国之道”，从政务处理到军事决策，从礼制规范到民生安抚，无不倾囊相授。在周公的辅佐下，成王逐渐褪去少年的懵懂，成长为一位兼具“雄心壮志”与“务实智慧”的君主。他深知，周王朝要实现“长治久安”，不能仅依靠先祖的功绩，更需自己主动作为，在军事、政治、文化等领域打出“巩固统治的组合拳”。
在成王的统治策略中，“军事征伐”是巩固东方疆域的核心手段。东方地区（今山东、河南东部、江苏北部一带）既是殷商旧势力的聚居地，也是淮夷、徐戎等部落的活跃区域，因其“物产丰饶、地理位置重要”，成为周王朝必须掌控的战略要地。然而，这片土地的局势却极为复杂：殷商旧贵族虽表面臣服，却暗中积蓄力量，妄图恢复殷商统治；淮夷、徐戎则凭借“善水战、民风彪悍”的优势，多次越过周室的边境防线，掠夺人口与物资，甚至威胁到鲁国等诸侯国的安全。
面对东方的威胁，成王展现出了“杀伐果断”的军事才能。他并未采取“被动防御”的策略，而是主动调集周室的“西六师”与“成周八师”，亲自挂帅出征，开启了对东方的大规模征伐。
（一）征服东国：平定殷商残余势力
东国（今河南东部、山东西部一带）是殷商旧势力的核心聚居区，也是叛乱的“重灾区”。成王亲率大军抵达东国后，并未急于发动进攻，而是先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他向当地百姓发布檄文，声明“罪在顽抗的殷商旧贵族，与普通百姓无干”，只要百姓放下武器、归顺周室，便可保留土地与财产；同时，他对愿意投降的殷商贵族予以“宽大处理”，任命其担任地方小吏，让他们为周室效力。
这一策略迅速见效——东国百姓纷纷放弃抵抗，许多殷商贵族也选择归顺。随后，成王集中兵力，对仍在顽抗的殷商旧贵族据点发起猛攻。在战场上，成王身先士卒，亲自指挥军队冲锋陷阵；士兵们见天子如此英勇，士气大振，奋勇杀敌。经过数月的激战，成王终于平定了东国的叛乱，彻底铲除了殷商残余势力在东方的根基。
征服东国后，成王采取“移民实边”的政策：他将部分殷商旧民迁移到洛邑（成周），置于周室的直接监管之下；同时，将周室的宗室子弟与功臣分封到东国各地，建立诸侯国（如曹国、滕国等），形成“周室诸侯拱卫中央”的格局。这一举措不仅巩固了周室对东国的统治，更将周文化传播到东方，促进了民族融合。
（二）征讨淮夷：震慑边境少数民族势力
淮夷是活跃在淮河中下游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以“善水战、机动性强”著称。他们时常侵扰周室的东南边境，掠夺粮食与奴隶，甚至一度攻占了周室的附属国“钟离”（今安徽凤阳一带），对周王朝的边境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为了彻底解决淮夷的威胁，成王制定了“水陆协同”的作战计划：他命令一部分军队从陆路进攻淮夷的陆上据点，牵制淮夷的兵力；同时，组建了一支水军，乘坐战船沿淮河顺流而下，直捣淮夷的核心聚居区。在作战过程中，成王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根据淮夷“水战强、陆战弱”的特点，故意引诱淮夷军队上岸作战，然后利用周军“陆战装备精良、阵法娴熟”的优势，将淮夷军队包围歼灭。
经过两年的征伐，成王终于击败了淮夷，俘虏了淮夷的首领，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为了防止淮夷再次叛乱，成王在淮河沿岸设置了多个军事据点，驻扎军队，同时与淮夷部落签订“盟约”，规定淮夷需向周室缴纳贡品，不得再侵扰边境。此后，淮夷部落逐渐臣服于周室，周王朝的东南边境得以安定。
成王的东方征伐，不仅扩大了周王朝的疆域，更重要的是“震慑了天下诸侯与少数民族势力”，让他们意识到周室的强大实力，从而不敢轻易叛乱。正如《诗经·周颂·执竞》所赞：“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其中“不显成康”，便是对成王军事功绩的高度肯定。
除了军事上的征伐，成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内政革新”，更是为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制度根基。在周公的辅佐下，成王继承并发展了武王的治国理念，推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策。
（一）完善分封制：强化宗法统治
分封制是西周政治制度的核心，武王时期便已开始推行，但尚未完善。成王亲政后，对分封制进行了“大规模扩展与规范”：
除了周室宗室子弟（如封叔虞于唐、封伯禽于鲁）、开国功臣（如封太公望于齐），成王还将分封范围扩大到“古代帝王后裔”（如封舜的后裔于陈、封禹的后裔于杞），通过这种方式，争取天下诸侯的认同。
分封制度规范：成王明确规定了诸侯的“权利与义务”——诸侯有权统治封地内的土地与人民，但需向周王履行“朝贡（每年向周室缴纳贡品）、助战（战时出兵随周王作战）、述职（定期向周王汇报政务）”的义务；同时，诸侯需遵守周室的礼制与法律，不得擅自发动战争、扩大封地。
加强宗法约束：成王将“分封制”与“宗法制”紧密结合，规定诸侯的爵位由“嫡长子继承”，其他子弟则被封为“卿大夫”，形成“周王—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体系。这种体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将天下紧密联系在周室周围，强化了周室的宗法统治。
通过完善分封制，成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数百个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如同“藩篱”一般，拱卫着周室的中央政权，有效防止了地方叛乱，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
（二）推行“以德慎罚”：缓和社会矛盾
在治理百姓方面，成王继承了周公“以德慎罚”的理念，将“教化”与“刑罚”相结合，致力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
成王认为，“治国的根本在于民心”，只有让百姓懂得道德礼仪，才能自觉遵守法律。因此，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道德教育”：在都城设立“国学”，在地方设立“乡学”，教授百姓“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培养百姓的道德素养与文化水平；同时，要求各级官员“以身作则，以德服人”，禁止官员欺压百姓、滥用权力。
成王深知，刑罚是“维护秩序的手段，而非目的”。他下令修订法律，减少“肉刑”（如砍手、砍脚等残酷刑罚）的使用，规定“除非犯下谋反、杀人等重罪，否则不得轻易使用死刑”；同时，建立“司法复核制度”，地方官员判处的重大案件，需上报中央审核，确保司法公正，避免冤假错案。
成王深知“君主的行为对百姓有示范作用”，因此他带头践行“节俭之风”——他拒绝修建奢华的宫殿，日常生活中饮食简单，不追求珍奇宝物；同时，他将节省下来的财力用于“改善民生”，如修建水利工程、赈济受灾百姓、减免贫困地区的赋税等。
成王的“以德慎罚”政策，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当时“民和睦，百姓安乐”，社会秩序稳定，阶级矛盾得到了有效缓和。
（三）制礼作乐：构建西周文化体系
文化是国家凝聚力的核心。成王非常重视文化建设，他命令周公“制礼作乐”，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西周文化体系，为周王朝的“精神统治”奠定了基础。
制定礼仪制度：周公在成王的支持下，制定了涵盖“政治、军事、祭祀、婚丧嫁娶”等各个领域的礼仪制度——在政治上，规定了周王与诸侯、官员之间的朝见礼仪，明确了等级差异；在军事上，规定了军队出征、凯旋的礼仪，增强军队的凝聚力；在祭祀上，规定了祭祀天地、先祖的礼仪，强化百姓对周室的认同感；在日常生活中，规定了婚丧嫁娶的礼仪，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
创作乐舞：周公还根据礼仪的需要，创作了一系列乐舞——如祭祀先祖时演奏的《大武》，歌颂武王灭商的功绩；朝见天子时演奏的《小雅》，体现君臣和睦的氛围。这些乐舞不仅具有“娱乐功能”，更具有“教化功能”，通过音乐与舞蹈，向百姓传递周室的治国理念与道德规范。
“制礼作乐”的推行，让西周形成了“礼乐文明”的文化特色。这种文化不仅规范了人们的行为，更增强了周王朝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使天下诸侯与百姓对周室产生了“文化认同”，为周王朝的长期稳定提供了精神支撑。
在成王的精心治理下，周王朝逐渐走向繁荣：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粮食产量大幅增加；手工业技术进步，青铜铸造、纺织等行业达到新的高度；商业活动活跃，各地的商品通过驿道运往都城；社会秩序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到处呈现出“盛世”的景象。
然而，长期的操劳却损害了成王的健康。到了统治后期，成王的身体逐渐衰弱，最终病倒在床上。此时，他最担心的便是“王位传承”——太子姬钊（即后来的周康王）虽然年幼，但聪慧好学，品性端正，却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为了确保自己去世后，姬钊能够顺利继位，并且继续推行自己的治国理念，成王做出了周密的安排。
首先，成王召见了召公奭与毕公高——这两位大臣是西周的开国功臣，不仅德高望重，而且忠诚可靠，是成王最信任的人。成王握着他们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朕深知，太子年幼，难以独自承担治国重任。今后，你们二人要以国家为重，悉心辅佐太子，教导他勤政爱民、以德治国，不要让周室的基业毁于一旦。”召公与毕公含泪答应，向成王承诺：“臣等定当不负陛下所托，辅佐太子，守护周室！”
其次，成王留下遗诏，明确规定“太子姬钊继位后，继续推行分封制、以德慎罚、制礼作乐等政策”，同时要求诸侯“忠于新君，不得擅自行事”。
不久后，周成王姬诵病逝，在位共计二十二年。太子姬钊在召公、毕公的辅佐下，顺利继位，史称“周康王”。
康王继位后，召公、毕公严格遵守成王的遗愿，全力辅佐康王：他们带领康王前往周室宗庙，向康王讲述文王、武王创业的艰辛，告诫康王“要节俭寡欲、勤于政事，不要沉迷于享乐”；他们继续推行成王的治国政策，在军事上，平定了东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叛乱，进一步扩大了周王朝的疆域；在政治上，加强对诸侯的管理，确保诸侯对中央的忠诚；在经济上，鼓励农业生产，减轻百姓赋税，使周王朝的经济持续发展。
在成王与康王的统治时期（前后共计四十七年），周王朝呈现出“天下安宁、百姓安乐”的景象——据《史记·周本纪》记载，这一时期“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即刑罚闲置了四十多年，没有使用过，可见社会秩序的稳定。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成康之治”，它是西周王朝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盛世”。
周成王虽在位仅二十二年，但其历史功绩却极为深远：
军事上，他平定东方叛乱，征服淮夷，扩大了周王朝的疆域，巩固了周室的统治，为周王朝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军事基础。
政治上，他完善分封制，强化宗法统治，构建了“中央—地方”的统治体系，使周王朝成为一个统一的封建政权。
经济上，他推行惠民政策，鼓励农业生产，减轻百姓赋税，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为“成康之治”的盛世提供了物质基础。
文化上，他支持周公制礼作乐，构建了西周的礼乐文明，增强了周王朝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更重要的是，成王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周王朝从“初创期”推向了“鼎盛期”，为“成康之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治国理念——“以德治国、以信安邦、节俭爱民”，不仅成为西周的治国准则，更对后世的君主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中国古代“贤君”的典范。
正如《尚书·梓材》所言：“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周成王正是通过“建国、体国、设官、为民”的一系列举措，成为了西周王朝的“奠基者”，他的功绩如同璀璨的星辰，永远闪耀在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河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