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章 周武王孟津观兵

周文王姬昌病逝岐周后，周族虽沉浸在“失君之痛”中，却并未陷入混乱——这不仅源于周文王生前“仁德治国”积累的民心与基业，更得益于其精心培养的继承人——嫡次子姬发（周武王）。姬发自幼随父亲学习“治国之道”，目睹周文王“征伐四方、以德服人”的全过程，早已将“灭商建周”的使命刻入心中。继位之初，他便以“三年守丧”的礼仪彰显对父亲的敬重，同时迅速稳定政局，为后续伐商大业铺平道路。

　　周武王深知，“灭商非一人之力可成”，必须依靠一批“德才兼备、忠诚可靠”的贤臣。他延续周文王“任人唯贤”的用人理念，对核心权力层进行了精准布局。

　　姜尚（姜子牙）自归附周文王以来，便以“精通兵法、深谋远虑”著称，曾辅佐文王制定“伐密须、灭崇国”的战略。周武王继位后，将“军事指挥权”全权交予姜尚，尊其为“师尚父”（既是军师，又如同父辈）。姜尚也不负所托，一方面对周军进行“专业化训练”——细化“车兵、步兵、骑兵”的协同战术，改进“青铜兵器”的铸造工艺，提升军队战斗力；另一方面则暗中绘制“商朝疆域图”，标注商朝军事据点与粮草囤积地，为伐商做军事准备。

　　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同母弟，以“仁德宽厚、擅长治理”闻名。周武王任命其为太宰（相当于后世宰相），负责“民政、赋税、礼仪”等内政事务。周公旦上任后，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减轻百姓赋税，鼓励农民开垦荒地；修缮水利设施，保障农业生产；规范“礼乐制度”，强化社会秩序。在他的治理下，周国境内“百姓安居乐业，粮食储备充足”，为伐商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除姜尚与周公旦外，周武王还任命召公奭（负责边疆治理与诸侯联络）、毕公高（负责王室事务与人才选拔）、康叔封（负责司法与治安）、丹季（负责手工业与军备制造）等贤臣，形成“分工明确、协作高效”的治国团队。这些贤臣或为王室宗亲，或为文王旧臣，均对周室忠心耿耿，他们的通力合作，使周国在“权力过渡”期间保持了“政治稳定、国力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

　　周武王清楚，商朝虽已衰落，但仍有“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实力，若想伐商成功，必须“联合天下诸侯，孤立商朝”。为此，他延续周文王“仁德感召”的外交策略，同时采取更主动的“联盟行动”。

　　对于周文王时期已归附的八十余国，周武王定期派遣使者“慰问诸侯、赠送礼物”，并承诺“若诸侯遇难，周国将出兵相助”。例如，邘国遭遇洪水时，周武王派周公旦率军前往救灾，帮助邘国修复堤坝、重建家园，进一步巩固了与邘国的盟友关系。

　　对于仍在“周商之间摇摆”的诸侯（如庸国、蜀国、羌国等），周武王通过“展示周国实力”与“承诺利益共享”的方式争取其支持。他派召公奭出使这些诸侯，带去“周国的粮食与青铜器”，同时阐明“商纣暴政的危害”与“周国伐商的决心”，承诺“灭商后将商朝故地分封给有功诸侯”。在周武王的努力下，庸、蜀、羌等十余国先后表示“愿归附周国，助周伐商”。

　　对于商朝的核心盟友（如崇国残余势力、东夷部落），周武王则采取“军事威慑”与“分化瓦解”相结合的策略。他派姜尚率军“巡视商朝西部边境”，对崇国残余势力形成压制；同时派人游说东夷部落，以“免除商朝强加的贡赋”为诱饵，促使部分东夷部落“与商朝断绝关系”。通过这些举措，商朝的“外部盟友”逐渐减少，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经过两年的“内政整顿”与“外交布局”，周国的实力已远超继位之初，伐商的“基础条件”逐渐成熟。但周武王与姜尚深知，“战争时机”的选择至关重要——若时机过早，商朝仍有反击之力；若时机过晚，商朝可能重新整合势力。为此，周武王决定以“军事行动”的方式，试探商朝的实力与诸侯的态度，这场行动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孟津观兵”。

　　周武王即位后的第二年，他亲自率领“三万精锐周军”，开启了东进之路。大军出发前，周武王特意下令“西行至毕原”——这里是周文王的陵墓所在地。在父亲的陵墓前，周武王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

　　周武王亲自将“牛、羊、豕”三牲（太牢）作为祭品献上，跪于墓前，诵读祭文：“儿发谨告父亲文王：儿继位以来，不敢懈怠，承父之德，任贤使能，诸侯归附。今儿率师东行，非为穷兵黩武，实为探商之虚实，待时机成熟，必灭商纣，完成父亲未竟之志，以安天下百姓。”

　　祭奠结束后，周武王命人在大军中军竖起一块“写有西伯昌之名的大木牌”，并当众宣布：“此次东行，虽由我统领，但军事统帅之位，仍属父亲文王。我仅以‘太子发’之名行事，不敢僭越父亲之威。”这一举动，既彰显了对周文王的敬重，又向全军与诸侯传递了“伐商是继承文王遗志，师出有名”的信号，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祭奠结束后，周军转而东行，朝着商朝都城朝歌的方向前进。一路上，周军“军容严整，纪律严明”——士兵们身着统一的青铜铠甲，手持戈、矛、剑等兵器，战车队列整齐，马蹄踏地之声“整齐划一，震耳欲聋”；沿途百姓见周军“不扰民、不抢掠”，纷纷“箪食壶浆”迎接，甚至有青年主动“请求参军，助周伐商”。

　　周军行至黄河南岸的孟津（今河南孟津县）时，消息迅速传遍周边诸侯。令周武王意外的是，短短数日之内，“八百诸侯”纷纷率领军队赶来汇合——这些诸侯中，既有周文王时期归附的“老盟友”（如虞国、芮国），也有周武王继位后争取的“新盟友”（如庸国、蜀国），甚至还有“不满商朝统治，主动前来投奔”的小诸侯（如微国、邶国）。

　　各路诸侯见到周武王的“正义之师”后，纷纷上前表态：

　　虞国国君说：“商纣残暴，残害百姓，西伯文王仁德，天下归心。今武王承父志，伐商救民，我虞国愿率全军相助，随武王出征！”

　　蜀国国君说：“我蜀国远在西南，却也听闻商纣‘酒池肉林’之恶，今见武王大军威武，诸侯齐心，愿随武王东进，共灭商纣！”

　　一时间，孟津之地“旌旗招展，人马攒动”，八百诸侯的军队与周军汇合后，总兵力达到“十余万”，形成了“浩浩荡荡、气势磅礴”的大军。此时，“人心向周、商纣孤立”的形势已清晰可见，诸侯们热情高涨，纷纷劝周武王“立即率军渡过黄河，直捣朝歌，一举灭商”。

　　面对诸侯的急切请求，周武王与姜尚却保持着“异常的冷静”。他们召集核心大臣与诸侯首领，召开军事会议，分析当前形势：

　　姜尚首先发言：“诸位诸侯的心意，我与武王心领。但诸位可知，商朝虽弱，却仍有‘十万大军’驻守朝歌，且商纣已下令‘东夷军队回援’。若此时进攻，我军虽众，但诸侯军队‘互不统属，协同困难’，恐难一战必胜。”

　　周武王接着补充道：“商纣虽残暴，但仍有‘天命’之名（商朝自称为‘天命所归’），若我军此时进攻，部分诸侯可能因‘畏天命’而动摇。且我军粮草仅够支撑一月，若不能速胜，恐陷入‘持久战’，于我不利。”

　　随后，周武王走到大军前，神色严肃地对众将士与诸侯说：“并非我不愿伐商，实乃‘天命未到’。诸位不知天命，急于求成，恐误大事。今日，我下令全军班师回朝，待天命降临，时机成熟，我必率诸位共灭商纣，还天下太平！”

　　众将士与诸侯虽有“疑惑与不甘”，但见周武王“态度坚决，理由充分”，且对其“仁德与谋略”深信不疑，便纷纷表示“愿意听从武王号令”。于是，周军与诸侯军队“有序撤回”，“孟津观兵”就此结束。这场行动虽未直接进攻商朝，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试探了商朝的“反应能力”（商朝未敢派大军追击），检验了“诸侯联盟的稳定性”（八百诸侯愿随周军行动），更向天下传递了“周国即将伐商”的信号，为后续的“牧野之战”奠定了舆论与军事基础。

　　“孟津观兵”后，周武王并未懈怠，而是以“更紧迫的节奏”推进伐商准备。他深知，“机会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必须在“商朝彻底衰落”之前，做好万全准备。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周武王与贤臣团队围绕“伐商”目标，展开了全方位的准备工作：

　　在军事上，加紧练兵，提升战力：姜尚对周军进行“针对性训练”——强化“车兵与步兵的协同作战”（车兵冲击敌军阵型，步兵跟进厮杀），演练“攻城战术”（制作冲车、云梯等攻城器械），同时选拔“精锐士兵”组成“先锋部队”，专门负责“突破敌军防线”。此外，周武王还下令“扩大军队规模”，从百姓中选拔“青壮年参军”，使周军总兵力从“三万”增至“五万”，且全部为“精锐之师”。

　　在情报上，探听商情，掌握主动：周武王派“间谍”潜入朝歌，密切关注商朝的动向。间谍传回的消息显示：商纣因“孟津观兵”而“心生恐慌”，一方面“加重赋税，扩充军队”，另一方面“诛杀忠臣”（如比干挖心、箕子装疯），导致“商朝朝堂人心涣散，百姓怨声载道”；同时，商朝的“东夷军队”因“长期作战，疲惫不堪”，不愿回援朝歌。这些消息让周武王意识到，“伐商的时机已越来越近”。

　　在内政上，储备粮草，稳定后方：周公旦主持“粮草储备”工作，在丰京、镐京等地修建“大型粮仓”，囤积了足够“十万大军三年之用”的粮食；同时，他下令“暂停非必要的工程”，集中人力物力“制造兵器与战车”，确保军备供应。此外，周公旦还“安抚百姓”，向天下宣布“伐商后将‘释放奴隶、减免赋税’”，进一步争取民心。

　　为了“便于进攻朝歌”，周武王在备战期间做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在沣水东岸修建新都“镐京”（今陕西西安）。此前，周国的都城为丰京（沣水西岸），虽地处渭水平原，但距离朝歌仍有“千里之遥”，不利于军队快速东进。而镐京与丰京隔河相望，不仅“地理位置更靠东”，且“地势险要”——东有黄河天险，西有沣水屏障，南有秦岭阻挡，北有黄土高原依托，既是“进攻商朝的前沿基地”，又是“防守西方的战略要地”。

　　在镐京的建设中，周武王进行了“亲自谋划，精心布局”：

　　筑城设防：镐京都城城墙“高四丈、宽三丈”，墙外挖掘“宽两丈、深一丈”的护城河，城内划分“宫城区、军营区、粮仓区、手工业区”，功能齐全，防御坚固；

　　修建道路：从镐京向东修建“直达孟津的官道”，道路宽“三丈”，便于战车与军队快速通行；

　　囤积军备：在镐京军营区囤积“五万套铠甲、十万件兵器、两千辆战车”，确保军队出征时“无需长途运输军备”。

　　镐京的建成，标志着周国的“战略重心正式东移”，为后续“快速伐商”提供了坚实的基地支持。

　　周武王即位后的第四年春天，商朝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商纣因“百姓反抗”而“更加残暴”，杀了更多忠臣；东夷部落“正式反叛商朝”，商朝主力部队被牵制在东方，朝歌“兵力空虚”。周武王与姜尚判断，“伐商的最佳时机已到”。

　　于是，周武王任命姜尚为“伐商大军统帅”，率领五万周军从镐京出发，东进伐商。大军行至盟津（即孟津）时，此前“孟津观兵”的八百诸侯纷纷率领军队赶来汇合，诸侯联军总兵力达到“十八万”。为了“鼓舞士气，明确伐商的正义性”，周武王在盟津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

　　誓师大会上，周武王手持“铜钺”（象征军权），站在高台上，对全体将士与诸侯发表演说：

　　“诸位将士、诸位诸侯！今日，我姬发率天下诸侯，兴兵伐商，非为一己之私，实为天下百姓！商纣暴虐，残害忠良——比干忠心进谏，却被挖心；箕子直言劝诫，却被囚禁。他在朝歌修建‘酒池肉林’，耗尽百姓财力；他对百姓施以‘炮烙之刑’，残暴无度！天下百姓苦商久矣，上天不忍百姓受难，命我继承父亲文王遗志，伐商救民！

　　今日，我等正义之师，顺应天命，讨伐暴君！若诸位能奋勇杀敌，灭商之后，我必‘论功行赏’——有功之臣，封土赐爵；归附诸侯，扩大疆域！若有临阵退缩、背叛周室者，我必严惩不贷！

　　诸位将士、诸位诸侯，随我出征，灭商纣，安天下！”

　　周武王的演说“义正言辞，饱含激情”，将士们听后“群情激昂，齐声高呼‘灭商纣，安天下’”，声音震彻云霄。誓师大会结束后，姜尚率领十八万联军，乘坐船只渡过黄河，朝着商朝都城朝歌的方向进军——西周灭商的最后一战，即将拉开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