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章 概说周文王（一）

周文王姬昌（约公元前1152年—公元前1056年），姓姬，名昌，诞生于岐山脚下的岐周（今陕西省岐山县一带）——这片被周人视为“龙兴之地”的沃土，承载着周部落数代人的迁徙与奋斗。他的身世显赫且正统：祖父是带领周部落从豳地（今陕西旬邑）迁至岐周、开启“岐周中兴”的周太王古公亶父；父亲是在商王文丁时期因战功卓著被封为“牧师”（西部诸侯之长），却最终遭文丁猜忌而被杀的季历。作为季历的嫡长子，姬昌自幼便在家族的殷切期望中成长，从懂事起便知晓自己肩负着“延续周部落血脉、振兴周室”的重任。

　　商朝末年，帝乙继位后，为缓和与周部落的矛盾（季历之死曾让商周关系紧张），将文丁幼女嫁与姬昌，并正式册封姬昌为“西伯”——掌管西部诸侯的最高爵位，世人因此尊称他为“伯昌”。这一册封不仅让姬昌获得了商朝官方认可的统治合法性，更让他得以借助“西伯”的身份，名正言顺地整合西部诸侯势力，为周部落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彼时的姬昌虽对父亲之死心怀隐痛，却深知“隐忍方能成事”，他表面对商朝保持臣服，按时缴纳贡赋，实则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改变周部落命运的时机。

　　姬昌之所以能成为后世传颂的“圣王”，核心在于他以“仁德”为治国根本，将“爱民、重贤”的理念贯穿于统治始终，这与商朝末年帝辛的暴政形成鲜明对比，也成为周部落吸引民心、汇聚人才的关键。

　　岐周地处渭水流域，农业是部落的经济根基，但在姬昌继位前，因长期受犬戎侵扰、商朝赋税压榨，百姓生活困苦——农田荒芜、流民遍地，甚至有老人因无粮可食而饿死街头。姬昌继位后，首要举措便是改善民生：

　　尊老爱幼，保障弱势群体：他颁布诏令，规定“七十岁以上老人可由部落供给粮食，五岁以下幼儿可免除家庭赋税”；同时在岐周城内设立“养疾院”，收留孤寡老人与残疾百姓，安排专人照料。每逢秋收后，姬昌还会亲自到田间慰问农夫，查看粮食收成，倾听百姓诉求，这种“亲民事”的举动，让周部落百姓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轻徭薄赋，鼓励农业生产：他废除了商朝强加的“额外贡赋”，将部落赋税从“十分取三”降至“十分取一”；同时组织民众修建水利工程，疏通渭水支流，灌溉周边农田；还亲自推广“垄作制”“选种法”等先进耕作技术，指导农夫识别优良作物种子，提高粮食产量。经过数年治理，岐周的农田从“亩产一石”提升至“亩产两石”，流民纷纷返乡，周部落的人口数量较此前增长了近一倍。

　　姬昌深知“治国必先得人”，因此将“招揽贤才”作为重中之重，他打破了当时“贵族世袭为官”的传统，提出“无论出身贵贱，只要有真才实学，皆可重用”的用人理念，以极致的诚意吸引天下英才。

　　他招揽贤才的故事，流传最广的便是“渭水访贤”（虽正史记载姜子牙是在周武王时期被重用，但姬昌时期的求贤氛围为其奠定基础），而在他统治期间，确有一大批贤臣归附：

　　太颠：原本是西部戎狄部落的谋士，因不满戎狄首领的残暴，听闻姬昌仁德，便投奔岐周。姬昌亲自到城外迎接，任命他为“参军”，让其负责军事谋略，太颠后来在姬昌伐犬戎、征密须的战役中，提出了“诱敌深入”“围点打援”等战术，立下大功。

　　闳夭、散宜生二人皆是岐周周边小国的贵族，因不满商朝的压迫，带着家族资源归附姬昌。闳夭擅长外交，姬昌派他出使周边诸侯，游说各国与周部落结盟；散宜生精通理财，姬昌任命他为“大司徒”，负责管理部落财政、调配物资，在迁都丰邑、修建城池的过程中，散宜生的理财能力发挥了关键作用。

　　鬻子是楚国先祖，因学识渊博被姬昌请为“太傅”，负责教导周部落贵族子弟，传播礼乐文化；辛甲原本是商朝的史官，因多次劝谏帝辛无果，愤而投奔姬昌，姬昌任命他为“太史”，让其整理商朝的典章制度，为周部落制定礼法提供参考。

　　这些贤才如同“众星拱月”般围绕在姬昌身边，形成了周部落的“智囊团”，为后续的军事扩张、政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而姬昌“礼贤下士”的名声也传遍天下，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慕名而来，周部落逐渐成为当时“人才汇聚之地”。

　　姬昌的仁德不仅赢得了周部落百姓的爱戴，更在诸侯之间树立了极高的威望，其中“虞芮质成”的故事，便是他以仁德化解诸侯纷争、彰显领袖魅力的经典案例。

　　虞国（今山西平陆北部）与芮国（今山西芮城）是商朝西部的两个小诸侯，两国接壤，因一块“争议田”长期爆发冲突——这块田地位于两国边界，土壤肥沃，是重要的粮食产区，两国国君都认为“此地应归自己所有”，从最初的口角争执，逐渐发展到派兵对峙，甚至爆发小规模冲突，百姓深受其害。两国国君曾向商朝帝辛求助，但帝辛当时正沉迷享乐，不仅拒绝调解，还索要“调解费”，让两国国君失望而归。

　　就在两国即将爆发大规模战争之际，有大臣向虞国国君提议：“西伯姬昌仁德宽厚，诸侯有纷争，皆愿往岐周求其裁决，不如我们去请西伯评理？”芮国国君听闻后，也表示同意。于是，两国国君带着随从，一同前往岐周。

　　抵达岐周后，他们看到的景象让二人深受震撼：周部落的百姓在路上相遇，主动为老人、孩童让路；农夫在田间耕作，若田地边界有争议，主动退让三尺；贵族与平民相处融洽，没有丝毫等级压迫。二人还看到姬昌在宫殿中处理政务时，对大臣温和有礼，对百姓的诉求耐心倾听，甚至为了一个平民的冤案，亲自重新审理。

　　见到姬昌后，两国国君原本准备好的“争辩之词”竟说不出口——他们羞愧地意识到，自己为了一块田地争得你死我活，而姬昌治理下的周部落却充满“谦让之风”。最终，两国国君决定“将争议田作为‘公共牧场’，两国百姓共同使用”，一场剑拔弩张的纷争，就这样被姬昌的仁德化解。

　　“虞芮质成”的消息很快传遍诸侯，诸侯们纷纷感叹：“西伯姬昌真是‘受命之君’啊，连诸侯的纷争都能以仁德化解，这样的人值得我们拥戴！”此后，西部有二十多个诸侯主动前往岐周，拜见姬昌，表示愿意听从他的号令。姬昌的威望从此超越“西伯”的爵位，成为西部诸侯事实上的领袖，周部落也从“地方部落”正式崛起为“诸侯联盟核心”。

　　姬昌深知，仅靠仁德无法实现“取代商朝、振兴周室”的目标，必须通过军事扩张，壮大实力、扫清障碍。他以岐周为基地，制定了“先西后东、先弱后强”的军事战略，先后征服西部威胁、吞并商朝附庸，为后续周武王伐纣铺平了道路。

　　犬戎是位于周部落西部的游牧部落，以骑兵为主力，机动性强，长期袭扰岐周周边的村庄，掠夺粮食与奴隶，是周部落的“心腹之患”。姬昌继位初期，因实力有限，只能被动防御；待周部落实力增强后，他决定主动出击，彻底解决犬戎威胁。

　　公元前1065年（姬昌在位第87年），姬昌亲自率领两万周军，征伐犬戎。他采纳太颠的建议，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先让岐周西部的村庄“佯装撤退”，留下少量粮食作为诱饵；待犬戎骑兵进入周军预设的伏击圈（渭水支流的峡谷地带）后，周军步兵迅速封锁峡谷两端，骑兵从两侧山坡发起冲锋，将犬戎骑兵分割包围。经过一天激战，犬戎军队大败，被斩杀三千余人，首领被迫向姬昌求和，承诺“永不袭扰周部落边境”。

　　击退犬戎后，周部落的西部边疆彻底稳固，姬昌得以将军事重心转向东部。

　　密须国（今甘肃灵台西）是商朝的附庸国，虽国土面积不大，但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它位于周部落通往西部戎狄部落的必经之路，掌控着“丝绸之路”的早期雏形通道，且密须国君主长期依附商朝，多次阻挠周部落与西部戎狄的联盟。

　　姬昌认为，要想进一步整合西部势力，必须攻克密须国。公元前1063年，姬昌率领周军出征密须。他深知密须国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因此采取“围而不攻、分化瓦解”的策略：

　　派闳夭出使密须国周边的小部落，游说他们归附周部落，切断密须国的外援。

　　让周军在密须国城外修建营垒，每日操练，制造“长期围困”的假象，动摇密须国军民的信心。

　　暗中派人潜入密须国，散布“商王不会派兵救援”“西伯仁德，若投降可保百姓平安”的消息。

　　三个月后，密须国城内粮草短缺，军民士气低落，部分贵族主动打开城门，迎接周军入城。密须国君主见大势已去，只能投降。攻克密须后，姬昌掌控了西部交通要道，不仅能更便捷地与西部戎狄部落结盟，还能通过贸易获得戎狄的良马与皮革，增强周军的骑兵实力。

　　崇国（今陕西西安鄠邑区东）是商朝西部最强大的附庸国，国君崇侯虎是帝辛的亲信，对周部落充满敌意——他曾多次向帝辛进谗言，污蔑姬昌“有谋反之心”，还派兵袭扰周部落的东部边境，是周部落东进商朝核心区域的“最大障碍”。

　　姬昌对崇国的征伐，是他军事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战。公元前1060年，姬昌集结三万周军，联合西部八个诸侯的军队，共计五万人，围攻崇国都城。崇国都城城墙高达三丈，宽两丈，城外还有护城河，防御极为坚固；崇侯虎又率领两万军队坚守城池，多次击退周军的进攻。

　　姬昌并未急于强攻，而是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

　　他下令周军“禁止伤害崇国百姓”，若有百姓逃出城外，一律善待并提供粮食。

　　他让辛甲撰写《伐崇令》，列举崇侯虎“欺压百姓、依附暴君”的罪状，用弓箭将文书射入城内，动摇崇国军民的信念。

　　组织工匠制造“攻城云梯”“冲车”等器械，同时在城外挖掘地道，准备从地下突破城墙。

　　经过一个月的围困与准备，姬昌下令发起总攻：周军通过云梯攻城、冲车撞门、地道突袭，多管齐下；城内百姓因不满崇侯虎的统治，纷纷打开城门迎接周军。最终，崇国都城被攻破，崇侯虎战死，崇国灭亡。

　　灭崇国后，周部落的势力范围扩展至渭水下游，与商朝的核心区域（今河南安阳）仅隔黄河，东进的道路彻底打通。

　　灭崇国后，姬昌意识到，岐周虽为“龙兴之地”，但地理位置偏西，不利于向东发展；而崇国故地的丰邑（今陕西长安沣河西），则具备成为新都城的绝佳条件。

　　丰邑位于渭水与丰水交汇处，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业发达；且地处关中平原腹地，东有黄河天险，西有岐山屏障，易守难攻；同时，丰邑是连接西部与东部的交通枢纽，便于周军东进与诸侯联络。

　　丰邑周边是商朝西部的富庶之地，有大量成熟的农田与手工业作坊，迁都后可快速获得经济支撑；且丰邑靠近商朝的青铜产地，便于获取铸造兵器与礼器的原料。

　　公元前1059年，姬昌正式下令迁都丰邑。

　　他任命散宜生为“营筑使”，负责修建丰邑都城——都城周长约九里，城墙采用“夯土筑城”技术，高达三丈，宽两丈；城内分为“王宫区”“官署区”“平民区”“手工业区”，布局规整；王宫区修建了宏伟的宫殿，用于处理政务与居住；还修建了“宗庙”，用于祭祀周部落先祖，强化宗族凝聚力。

　　他组织岐周的王室贵族、官员、工匠、农夫分批迁往丰邑，同时鼓励崇国故地的百姓留在丰邑，给予“免除三年赋税”的优待；最终，迁往丰邑的人口达十余万，丰邑很快成为关中平原的繁华都城。

　　迁都后，姬昌在丰邑设立“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六卿”（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等官职，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官僚体系；同时制定《周官》，明确各级官员的职责与权力，为西周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迁都丰邑，是姬昌统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周部落从“西部诸侯”正式转变为“具备取代商朝实力的政治实体”。此后，姬昌以丰邑为核心，继续向东扩张，先后征服邘国（今河南焦作西）、黎国（今山西长治西南）等商朝附庸国，将势力范围扩展至黄河以北。此时的周部落，已控制了商朝西部、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了“天下三分，其二归周”的局面，商朝的统治根基已摇摇欲坠。

　　姬昌不仅是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更是影响中国文化数千年的思想家。他在治理周部落的过程中，将“仁德”理念与政治、文化深度融合，留下了《周易》这部经典著作，同时奠定了西周政体的基础，成为后世“内圣外王”的典范。

　　《周易》的诞生，源于姬昌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今河南汤阴）的经历（虽囚禁时间存在争议，但姬昌对《易经》的整理与发展是史实）。在囚禁期间，姬昌并未消沉，而是潜心研究上古流传的《易经》（当时称《连山易》《归藏易》），结合自己的政治智慧与人生感悟，对其进行整理、改编，最终形成了《周易》。

　　《周易》以“阴阳八卦”为核心，通过“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卦象的组合变化，阐释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与人生哲理。它不仅是一部占卜之书，更是一部蕴含深邃智慧的哲学著作：

　他提出“天道与人事相通”的理念，认为君主应“顺应天道，推行仁德”，若违背天道，必将招致灾祸，这一理念成为周部落“取代商朝”的理论依据（周人认为商朝暴政违背天道，周部落仁德顺应天道）。

　　也强调“事物皆有两面性，且会相互转化”，如“泰极否来”“否极泰来”，教导人们以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这一思维方式对中国古代哲学、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他将“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念融入卦辞之中，如“坤卦”强调“厚德载物”，教导人们要胸怀宽广、包容万物，这为西周的礼乐制度提供了思想基础。

　　《周易》问世后，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源头活水”——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如孔子、老子、墨子等，都从《周易》中汲取智慧；后世的哲学、医学、天文、历法等领域，也都以《周易》为重要参考。它不仅塑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轨迹，更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