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被囚夏台

夏桀二十二年,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旱,成为压垮夏朝统治的最后一根稻草。天灾之下,夏桀的暴虐与短视加速了王朝的崩塌,而商汤则在逆境中抓住机遇——从应对旱灾巩固民心,到被囚夏台凝聚反夏力量,再到谋划剪除韦、顾、昆吾三族羽翼,每一步都充满生死较量。这段历史,既是夏朝腐朽的缩影,更是商汤凭借智慧与韧性,为灭夏决战铺平道路的关键转折。

  夏桀二十二年的夏天,太阳仿佛被点燃了一般,持续数月悬挂在中原上空,将大地烤得焦枯。这场被后世称为“夏末大旱”的灾难,不仅摧毁了夏朝的经济根基,更彻底暴露了夏桀统治的无能与残暴,让原本就摇摇欲坠的王朝陷入前所未有的绝境。

  夏朝以农耕立国,黄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带是王朝的“粮仓”,而这场大旱,恰好击中了夏朝的命脉。从夏都斟鄩到东部的韦国、顾国,从南部的昆吾国到西部的西河之地,广袤的土地失去了往日的生机——原本肥沃的黑土干裂成巴掌大的硬块,缝隙深得能塞进手指;黄河支流的水位降至历史最低,部分河段甚至完全断流,露出布满鹅卵石的河床;曾经滋养农田的水井,十有八九枯竭,少数有水的井边,每天都挤满了争抢水源的百姓。

  农业的崩溃来得迅猛而彻底。初夏时节,本该绿油油的麦田,如今只剩下枯黄的麦秆,风一吹便碎成粉末;粟米、黍子等耐旱作物也未能幸免,幼苗刚出土便被烈日烤死,田野里看不到一丝绿色。据《竹书纪年》记载,当时的夏朝“五谷尽枯,民无所食”,许多农户全家逃荒,沿途随处可见饿死的流民,甚至出现了“父子相食”的惨状。

  更致命的是,夏朝的粮食储备本就因夏桀的奢靡而空虚。夏桀为修建“夜宫”(专供其享乐的宫殿),不仅挪用了用于赈灾的粮食,还强迫百姓在农忙时节服徭役,导致去年的粮食收成锐减。如今大旱来袭,都城斟鄩的三个大型粮仓,库存粮食不足平日的三成,根本无法支撑全国的赈灾需求。负责粮仓管理的官员向夏桀上奏,请求开仓放粮,却被夏桀斥责“妖言惑众”,下令将其处死——这一行为,彻底断绝了百姓对夏朝的最后一丝希望。

  就在百姓挣扎在死亡边缘时,夏桀却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在斟鄩以东的平原上举行“诸侯盟会”,名义上是“商议抗旱对策”,实则是为了炫耀权威,逼迫诸侯缴纳更多贡品,填补自己挥霍的空缺。

  为了让盟会显得“盛大”,夏桀下令从仅剩的粮食中调拨一部分,用于招待诸侯;同时,强征流民修建临时宫殿与祭坛,许多流民因饥饿与劳累,倒在工地上再也没能起来。盟会当天,夏桀身着用金线缝制的礼服,坐在高台上,接受诸侯的朝拜。他看着台下恭顺的诸侯,得意地宣称:“朕乃天子,天命所归,即便天旱,只要诸侯尽忠,夏朝必能渡过难关!”

  然而,这场“炫耀权威”的盟会,很快就演变成一场闹剧——有缗国(位于今山东金乡一带)的国君公然缺席。有缗国是夏朝东部的重要属国,因长期被夏桀压榨,早已心生不满,此次大旱,有缗国百姓死伤惨重,而夏桀不仅不赈灾,反而要求其缴纳双倍贡品,有缗国国君忍无可忍,不仅拒绝参会,还公开宣布“脱离夏朝,自立为王”。

  有缗国的叛乱,如同一记耳光,打在了夏桀的脸上。他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对天子权威的公然挑衅”,当即下令:“先灭有缗,再伐商汤!”他不顾大臣的劝阻,从守卫都城的精锐部队中抽调三万兵力,亲自率领前往有缗国平叛。夏桀天真地认为,凭借夏朝的“余威”,平定有缗国不过是“数日之功”,却没意识到,这场战争将成为夏朝精锐的“坟墓”。

  有缗国虽小,却有着坚固的城池与顽强的抵抗意志。国君深知,若被夏桀攻破城池,百姓必将遭受屠戮,因此他下令加固城墙,将仅有的粮食全部供给士兵,与夏朝军队展开持久战。

  夏桀的军队抵达有缗国都城后,立即发起猛攻。然而,持续的大旱让夏朝军队也陷入了困境——士兵们在烈日下攻城,口渴难耐,粮食供应也因运输线路被有缗国军队袭击而中断。夏桀见状,下令“强攻三日,破城后允许士兵抢掠”,试图用“掠夺”激励士气。但即便如此,夏朝军队也始终无法攻破有缗国的城墙——有缗国百姓自发登上城墙,用石头、弓箭抵抗,甚至有老弱妇孺将滚烫的开水泼向城下的士兵。

  这场战争持续了一个月,夏朝军队损失惨重:三万精锐,死伤超过一万五千人,其余士兵也因饥饿与疲惫,失去了战斗力。而有缗国虽然最终被攻破,国君战死,但夏桀也付出了惨痛代价——他带到有缗国的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都城斟鄩的防御变得空虚;同时,长期的征战进一步消耗了夏朝的粮食储备,加剧了国内的动荡。

  平叛归来后,夏桀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将战败的原因归咎于“诸侯不忠”,下令对其他属国征收更重的赋税。这一行为,让更多诸侯心生叛意,夏朝的统治,如同风中残烛,随时可能熄灭。

  当夏朝在大旱与战乱中走向崩溃时,商国却在商汤、伊尹的治理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商汤不仅带领百姓成功应对旱灾,还抓住夏朝虚弱的时机,开始谋划剪除韦、顾、昆吾三个夏朝属国——这三个国家是夏朝的“东部屏障”,也是商汤灭夏的最大障碍。

  商汤早在大旱初期,就意识到这是“考验民心,积蓄力量”的关键时期。他采纳伊尹的建议,推行了一系列抗旱救灾措施:

  伊尹亲自带领百姓挖掘新井,疏通废弃的河道,同时下令“贵族与百姓同饮一池水,同食一锅饭”,禁止贵族浪费粮食。商汤以身作则,每天只吃两顿饭,穿着粗布衣服,与百姓一起参与抗旱。

  商汤打开亳城的粮仓,按照“每户每日一升粟”的标准,向百姓发放粮食;同时,鼓励百姓种植耐旱的豆类作物,组织手工业者制作灌溉工具(如陶罐、木勺),帮助百姓灌溉农田。

  对于从夏朝逃来的流民,商汤下令“分给土地,提供种子”,让他们在商国定居。这些流民感激商汤的仁德,纷纷表示“愿为商侯效死”,成为商国军队的重要兵源。

  在商汤与伊尹的治理下,商国虽然也受大旱影响,但百姓生活相对稳定,人心凝聚。相比之下,夏朝的暴政与商国的仁政形成鲜明对比,越来越多的诸侯与百姓,开始向商国靠拢——这为商汤剪除韦、顾、昆吾三族,奠定了坚实的民心基础。

  韦国(位于今河南滑县一带)、顾国(位于今河南范县一带)、昆吾国(位于今河南濮阳一带),是夏朝在东部最忠实的三个属国,被夏桀称为“东部三翼”。这三个国家不仅实力强大,还占据着重要的战略位置:

  韦国与顾位于商国西部,紧邻亳城,是商国西进伐夏的必经之路。两国国君是夏桀的亲信,长期监视商国的动向,一旦商国有军事行动,便会立即向夏桀汇报。

  昆吾国是三族中实力最强的国家,拥有精锐的战车部队与青铜冶炼基地,是夏朝的“兵工厂”,夏桀的许多武器装备,都由昆吾国提供。同时,昆吾国还控制着黄河中游的航运通道,能够快速向夏朝输送物资。

  对于商汤而言,要灭夏,必须先剪除这三个“羽翼”——否则,一旦商国进攻夏朝,韦、顾、昆吾三国很可能从侧面夹击,切断商国的粮草运输线,导致灭夏计划失败。因此,商汤与伊尹、仲虺经过商议,制定了“先弱后强,逐一击破”的战略:先消灭实力较弱的韦国与顾国,再集中力量攻打昆吾国。

  就在商汤准备出兵韦国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夏桀派使臣前往亳城,召商汤入朝。

  夏桀之所以召商汤入朝,并非是“商议国事”,而是因为他通过韦、顾两国的汇报,得知商国在大旱中“民心稳固,势力扩张”,心生忌惮。他想通过“召见”的方式,将商汤软禁在夏都,阻止商国的进一步发展——这一举措,虽然暂时困住了商汤,却也成为商国凝聚反夏力量的“催化剂”。

  面对夏桀的召见,商国大臣们纷纷劝阻:“夏桀残暴,此去必遭不测,主公不可前往!”伊尹也认为,夏桀很可能会对商汤不利,建议“以‘抗旱繁忙’为由,拒绝入朝”。

  但商汤却摇了摇头,对大臣们说:“若我拒绝入朝,夏桀必以‘不敬天子’为由,联合韦、顾、昆吾三国进攻商国。如今商国虽稳,但尚未做好与夏朝决战的准备,若此时开战,必遭损失。我若前往夏都,一来可麻痹夏桀,让他误以为商国仍‘忠于夏朝’;二来可亲自观察夏朝的虚实,为后续灭夏做准备。”

  随后,商汤只带了十名随从,身着普通礼服,前往夏都斟鄩。见到夏桀后,商汤表现得极为恭顺,主动向夏桀“请罪”,表示“商国近期扩张,是为了‘平定叛乱,为天子分忧’”,并献上商国特产的黑黍酒与丝绸。夏桀见商汤“态度恭顺”,心中的警惕稍减,但仍担心商汤“回去后作乱”,于是下令:“将商汤囚禁于夏台,待‘查明情况’后再做处置。”

  夏台(位于今河南禹州一带)是夏朝的重要监狱,专门关押贵族与诸侯,四周高墙环绕,守卫森严。商汤被囚禁后,夏桀派人严密监视,禁止他与外界接触——夏桀天真地认为,只要困住商汤,商国就会“群龙无首”,陷入混乱。

  夏桀囚禁商汤的消息传回商国后,朝野震动,大臣们纷纷请求伊尹“出兵救主”。但伊尹却冷静地意识到,此时出兵“师出无名”,且商国军队尚未做好与夏朝决战的准备,若贸然进攻,很可能“救不出主公,反而断送商国”。因此,他与仲虺制定了“内外联动”的策略:

  伊尹以“左相”的身份暂代商汤处理国政,向百姓宣布:“商侯入朝,是为了替百姓向天子请求赈灾,并非‘获罪’。”同时,继续推行仁政,安抚民心,确保商国稳定。仲虺则负责加强军队训练,加固亳城防御,防止韦、顾、昆吾三国趁机进攻。

  伊尹秘密派遣使者前往与商国结盟的方国(如有莘氏、东夷部落),向他们揭露夏桀“囚禁商侯,不顾百姓死活”的暴政,呼吁诸侯联合起来,向夏桀施压,要求释放商汤。同时,伊尹还派人携带重金,前往韦、顾、昆吾三国,试图“离间”他们与夏桀的关系——虽然未能成功,但也让三国国君对夏桀的“决策”产生了疑虑。

  伊尹通过商国在夏都的“卧底”(曾是夏朝官员,后投奔商国),向被囚禁的商汤传递消息,告知商国的情况与营救计划;同时,也从商汤那里获取夏朝的内部情报(如夏朝的粮食储备、军队部署)。商汤则在夏台暗中观察,发现夏朝的统治已“腐朽到极致”——守卫夏台的士兵,因饥饿而士气低落,甚至愿意接受商国使者的贿赂,传递消息。

  在伊尹与诸侯的压力下,夏桀陷入了两难境地:若坚持囚禁商汤,很可能引发诸侯叛乱;若释放商汤,又担心商国“卷土重来”。就在此时,伊尹抓住夏桀“贪财好色”的弱点,派人向夏桀献上“美女百人、青铜千斤”,同时让使者对夏桀说:“商侯对天子忠心耿耿,若天子释放商侯,商国愿每年向夏朝缴纳双倍贡品。”

  夏桀见有利可图,又担心诸侯叛乱,最终决定释放商汤。商汤离开夏台时,夏桀假惺惺地对他说:“朕知你忠心,此前是‘误会’,你回去后,要好好辅佐夏朝。”商汤表面上“感激涕零”,心中却早已下定了灭夏的决心——在夏台的数月囚禁,让他亲眼目睹了夏朝的腐朽与百姓的苦难,也更加坚定了“推翻暴政,建立新秩序”的信念。

  返回亳城后,商汤立即召集伊尹、仲虺与诸侯,召开紧急会议。他对众人说:“夏桀无道,囚禁诸侯,残害百姓,天命已弃之。如今夏朝精锐尽失,诸侯离心,正是灭夏的最佳时机!”随后,商汤与伊尹、仲虺敲定了最终的灭夏战略:先消灭韦、顾、昆吾三国,扫清西进障碍;再率领诸侯联军,直捣夏都斟鄩,与夏桀展开决战。

  夏台之囚,本是夏桀试图“控制商汤”的手段,却意外地成为商汤凝聚反夏力量的“契机”——经此一役,商国赢得了更多诸侯的同情与支持,夏朝的统治则进一步失去人心。一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决战,已箭在弦上。

  夏桀二十二年的大旱、盟会闹剧、有缗国平叛惨败与商汤被囚夏台,看似是一系列孤立的事件,实则勾勒出夏朝灭亡与商国崛起的必然逻辑——“民心向背”是王朝兴衰的根本,而统治者的决策,则直接加速或延缓这一进程。

  夏桀的失败,在于他始终将“天子权威”凌驾于百姓福祉之上:大旱时不顾百姓死活,反而挥霍粮食举办盟会;有缗国叛乱时,盲目动用精锐,导致军事力量枯竭;囚禁商汤时,又因贪财而轻易释放,错失最后一次控制商国的机会——每一次决策,都在“自毁长城”,将民心与诸侯推向商国。

  而商汤的成功,则在于他始终以“民心”为根本:抗旱时与百姓同甘共苦,凝聚人心;被囚夏台时,坦然赴险,展现胆识;释放归来后,迅速整合力量,制定周密战略——每一步都紧扣“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逻辑,最终在与夏朝的较量中,赢得了历史的青睐。

  这段历史,不仅是中国早期王朝更替的缩影,更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任何王朝,若忽视百姓福祉,盲目追求权威与享乐,终将被历史抛弃;而真正的“天子”,不在于“天命所归”的虚名,而在于“为民谋利”的实际行动——这一理念,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政治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重要源头。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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