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 概说商汤

在中国早期文明的版图上，商族的崛起与商汤的功业，犹如一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从部落联盟到王朝国家的转型之路。从商丘沃土孕育的早期文明，到“天命玄鸟”传说承载的族群记忆，再到商汤以仁德聚贤、以武力革故鼎新，商族不仅终结了夏朝的暴政，更开创了一个以“德治”与“武功”并重的新时代。这段历史，既是一部族群奋斗史，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从蒙昧走向成熟的关键篇章。

　　商族的起源，始终与“商丘”这片土地紧密相连。这座位于黄河故道下游的古城，不仅是商族的发源地，更是早期农业文明与商业交流的核心枢纽，为商族从部落走向王朝，奠定了不可替代的物质与地理基础。

　　商丘地处黄河中下游平原，黄河故道穿境而过，带来了淤积千年的肥沃土壤——这里的土壤以“潮土”为主，土层深厚，保水保肥能力强，极其适宜粟、黍、麦等早期农作物的生长。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当其他地区还在为土地贫瘠发愁时，商丘的先民已凭借优越的土壤条件，发展出成熟的农耕技术：他们使用石斧、石镰开垦土地，用骨耜深耕播种，甚至掌握了简单的灌溉技术，将黄河水引入农田，保障作物生长。

　　除了土壤，商丘的水系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便利。除黄河外，涡河、浍河等河流纵横交错，形成了密集的水网，既解决了农田灌溉问题，也为居民提供了充足的饮用水源。考古发现，商丘地区的早期聚落（如坞墙遗址）多分布在河流两岸的台地上，既靠近水源，又能避免洪水侵袭——这种选址智慧，体现了商族先民对自然环境的深刻适应，也为部落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肥沃的土地与充足的水源，让商族早早积累了丰富的粮食储备。据《竹书纪年》记载，商族在舜、禹时期便以“善农耕”闻名，甚至能向其他部落输出粮食。这种物质上的富足，不仅让商族人口不断增长，更使其有能力发展手工业——考古发现，商丘早期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玉器与青铜工具，其中部分青铜器的工艺已相当成熟，这说明商族在夏朝时期，便已具备了超越其他部落的经济与技术实力。

　　商丘的地理位置，不仅是农业发展的沃土，更是连接中原与东方沿海的“十字路口”。从地理格局上看，商丘向西可直达夏朝的核心统治区（今河南偃师、郑州一带），向东则能通往东夷部落的聚居地（今山东、江苏北部），向南可通过淮河支流抵达南方的苗蛮部落，向北则能沿黄河抵达燕赵地区。这种“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让商族从早期便成为中原与周边地区经济交流的桥梁。

　　在夏朝时期，商族便利用这一优势，开展了活跃的贸易活动：他们将商丘地区盛产的粮食、陶器与青铜工具，运往东方换取东夷的海盐、象牙，运往南方换取苗蛮的翡翠、漆器，再将这些物资转售到中原地区，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这种贸易活动，不仅让商族积累了大量财富，更使其接触到不同地区的文化与技术——例如，商族的青铜冶炼技术，便吸收了东夷的铸造工艺与中原的合金技术，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交通与贸易的发达，还让商族成为文化交流的枢纽。他们将中原的礼制文化传播到东方，又将东夷的图腾文化（如玄鸟图腾）融入自身信仰，这种文化融合，让商族形成了开放、包容的族群特质。这种特质，在后来商汤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因为商族善于吸收不同部落的文化与人才，才能凝聚起足够的力量，推翻夏朝的统治。

　　每个古老族群的起源，都伴随着一段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商族也不例外。“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不仅承载了商族对自身起源的记忆，更塑造了其独特的族群认同，成为商族从部落走向王朝的精神纽带。

　　关于商族始祖契的诞生，《诗经·商颂·玄鸟》中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史记·殷本纪》则进一步细化了这个传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这个看似荒诞的神话，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信息。

　　首先，“玄鸟”（通常认为是燕子，或泛指黑色的鸟类）是商族的图腾。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图腾是部落身份的象征，商族以玄鸟为图腾，既可能是因为燕子春来秋去，与农业生产的时序相契合（燕子归来时，正是播种的季节），也可能是因为商族早期以捕鸟、渔猎为生，对玄鸟有着特殊的依赖。还有种可能就是对太阳神的崇拜。在古代，有太阳化为金乌栖于东方扶桑树上的传说。

　　其次，“简狄吞卵而生契”的传说，反映了商族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历史阶段——在母系社会，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始祖的诞生往往与“神灵感应”相关；而契的出现，标志着商族开始进入父系氏族时期，男性逐渐在部落中占据主导地位。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商丘地区的早期遗址中，确实发现了大量与“玄鸟”相关的文物——例如，在坞墙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刻有类似燕子的图案；在一些墓葬中，还发现了以鸟形为装饰的玉器。这些文物，印证了“玄鸟图腾”并非虚构，而是商族真实的信仰符号。这种信仰，不仅增强了商族内部的凝聚力，也让商族在与其他部落交往时，有了鲜明的身份标识。

　　契作为商族的始祖，并非仅仅是神话中的人物。据《史记》记载，契在舜、禹时期，曾担任“司徒”一职，负责教化百姓。“司徒”是古代掌管民事、教化的官职，契能担任这一职务，说明商族在当时已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且契本人拥有出色的才能。

　　相传，契在担任司徒期间，曾协助大禹治水。当时，黄河泛滥，百姓流离失所，契带领商族先民，与大禹的部落合作，疏通河道，开垦荒地，帮助百姓重建家园。治水成功后，舜帝为了表彰契的功绩，将“商”（今商丘一带）封给了他，商族从此有了固定的聚居地。这一事件，是商族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商族可能还是一个游牧或半游牧的部落；在此之后，商族在商丘定居下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农耕为主、兼具贸易的强大部落。

　　契还注重教化百姓，他根据商族的生活习惯，制定了简单的礼仪与法规，教导百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这种教化，不仅规范了商族内部的秩序，也让商族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提升。契的这些功业，为商族后来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到了契的后代子孙时期，商族已成为夏朝周边最强大的部落之一，甚至能与夏朝分庭抗礼。

　　契的第十四代孙商汤，是商族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凭借卓越的政治智慧、仁德的治国理念与强大的军事才能，不仅带领商族推翻了夏朝的暴政，更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商朝，成为中国古代“圣君”的典范。

　　商汤之所以能成功，首先在于他善于吸纳贤才。在夏朝末年，夏桀残暴无道，许多有才能的人都因不满夏桀的统治，纷纷逃离夏朝。商汤深知“得人才者得天下”，于是制定了“广纳贤才，不问出身”的政策，只要有才能，无论出身贵贱，都能得到重用。

　　伊尹的重用，便是商汤人才战略的典范。伊尹本是有莘氏部落的一个奴隶，擅长烹饪与治国之道。商汤得知伊尹的才能后，多次派人前往有莘氏部落，希望能将伊尹请来辅佐自己。起初，有莘氏部落的首领不愿放走伊尹，商汤便以“联姻”为条件——娶有莘氏部落的公主为妻，让伊尹作为陪嫁的奴隶，来到商族。

　　商汤见到伊尹后，并未因他是奴隶而轻视，反而以“师礼”相待，亲自向伊尹请教治国之道。伊尹以“烹饪之道”比喻治国：“治国如烹小鲜，需五味调和，过则失味；君主治国，需宽严相济，过严则民怨，过宽则民乱。”商汤听后，深受启发，当即任命伊尹为“尹”（相当于后世的宰相），让他全面负责商族的政治、经济与军事事务。

　　除了伊尹，商汤还重用了其他贤才，如仲虺（夏朝的贤臣，因不满夏桀暴政，投奔商汤）、终古（夏朝的太史令，携带夏朝典籍投奔商汤）等。这些贤才的加入，让商族的统治团队变得空前强大，为推翻夏朝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商汤不仅善于聚贤，更善于安抚民心。在统治商族期间，他推行了一系列仁政，与夏桀的暴政形成了鲜明对比：

　　夏桀时期，百姓需要缴纳沉重的赋税，还要承担繁重的徭役；商汤则下令降低赋税，将百姓的赋税从“什取五”（缴纳收成的一半）降至“什取一”（缴纳收成的十分之一），同时减少徭役，让百姓有更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

　　商汤任命专门的官员负责农业生产，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如垄作、轮作），兴修水利工程，保障农田灌溉。在商汤的治理下，商族的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百姓生活日益富足。

　　夏朝末年，许多百姓因不堪夏桀的暴政，流离失所。商汤下令开放商族的粮仓，救济流民，并为流民分配土地与房屋，让他们在商族定居下来。这些流民感激商汤的仁德，纷纷加入商族的军队，成为商族推翻夏朝的重要力量。

　　商汤的仁政，不仅赢得了商族百姓的爱戴，也让周边的部落纷纷归附。例如，西方的氐、羌部落，原本是夏朝的属国，因不满夏桀的暴政，主动向商汤纳贡，表示愿意归附商族；东方的夷族部落，也与商族建立了联盟，共同对抗夏朝。到了商汤准备伐夏时，商族已凝聚了远超夏朝的民心与力量。

　　当商族的力量足够强大，而夏朝的统治已腐朽到极点时，商汤决定发动伐夏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较量，更是一场“民心向背”的较量——商汤以“替天行道，讨伐暴君”为口号，最终在鸣条之战中击败夏朝，开创了商朝的新纪元。

　　商汤在伐夏前，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他通过舆论造势，向天下诸侯与百姓揭露夏桀的暴政。商汤召集诸侯，在亳城举行会盟，发表了著名的《汤誓》（收录于《尚书》），其中说道：“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这段话，既控诉了夏桀滥用民力、残害百姓的罪行，也引用了百姓“时日曷丧”的咒骂，证明自己伐夏是“顺应民心，天命所归”。

　　其次，商汤积极组建军事联盟。他派人前往各个部落，劝说他们加入伐夏联军。由于商汤的仁政早已深入人心，许多诸侯纷纷响应，很快便组成了一支由商族、夷族、氐族、羌族等多个部落组成的联军。据史料记载，这支联军的人数超过十万人，拥有战车数百辆，战斗力远超夏朝的军队。

　　在军事准备上，商汤任命伊尹为军师，仲虺为副将，制定了“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略——首先消灭夏朝的属国（如葛国、韦国、顾国），削弱夏朝的势力；然后再集中力量，进攻夏朝的核心统治区。经过数年的征战，商汤先后消灭了夏朝的多个属国，夏朝的势力被大幅削弱，只剩下西河、老丘等少数核心城池。

　　夏桀得知商汤消灭了自己的属国后，终于意识到了威胁，他急忙调集夏朝的残余军队，在鸣条（今河南封丘一带）与商汤联军展开决战。

　　决战开始前，夏桀的军队虽然人数不少，但士气低落——士兵们大多是被迫参军，对夏桀充满怨恨，根本无心作战；而商汤联军则士气高昂，士兵们纷纷表示“愿为商汤效死，推翻夏桀暴政”。伊尹抓住这一机会，下令联军发起猛攻，同时派一部分军队绕到夏朝军队的后方，切断他们的退路。

　　战斗开始后，夏朝军队很快便溃不成军，士兵们纷纷倒戈投降，夏桀见大势已去，带着少量亲信逃往南巢（今安徽巢湖一带）。商汤率领联军追击，最终在南巢抓获了夏桀。商汤没有处死夏桀，而是将他流放至南巢的荒山中，让他在那里度过余生。

　　鸣条之战的胜利，标志着夏朝的灭亡。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在亳城举行登基仪式，正式建立商朝，定都于亳。登基仪式上，商汤宣布：“朕承天命，革除夏桀暴政，定天下于一。从今往后，朕将以仁治国，轻徭薄赋，与百姓共享太平。”诸侯们纷纷向商汤跪拜，承认他的天下共主地位。

　　商汤在位三十年，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不仅巩固了商朝的统治，更推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他的统治，被后世称为“商汤治世”，成为中国古代“圣君治国”的典范。

　　在政治上，商汤确立了“分封制”的雏形——他将商朝的领土分封给有功的诸侯与宗室子弟，让他们在自己的封地内治理百姓，同时向商朝缴纳贡赋、提供军队。这种制度，既巩固了商朝的统治，也扩大了商朝的疆域——到商汤晚年，商朝的势力范围已涵盖黄河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西至陕西西部，东至山东东部，南至湖北北部，北至河北南部，远超夏朝的疆域。

　　在经济上，商汤继续重视农业生产，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同时减轻百姓的赋税与徭役。在商汤的治理下，商朝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粮食储备充足，百姓生活安定。此外，商汤还鼓励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他设立了专门的手工业作坊，生产青铜器、陶器、玉器等产品；同时开放边境贸易，让商朝的商品能够流通到周边地区，进一步提升了商朝的经济实力。

　　在文化上，商汤重视典籍的整理与传承。他任命终古为太史令，负责整理夏朝的典籍与商朝的历史记录，同时创立了商朝的祭祀制度——以“玄鸟”为主要祭祀对象，同时祭祀商族的先祖（如契、相土等）。这种祭祀制度，不仅增强了商朝的族群认同，也为商朝的礼制文化奠定了基础。

　　商汤的统治，对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他开创了“以武力夺得天下”的先例，打破了“天子之位不可变”的传统观念。在此之前，天下共主的地位大多通过“禅让”或“世袭”的方式传承，而商汤则通过战争，推翻了夏朝的统治，建立了商朝。这种“汤武革命”的模式，成为后世王朝更替的典范——例如，周武王伐纣、刘邦灭秦、朱元璋推翻元朝等，都借鉴了商汤伐夏的模式。

　　其次，商汤确立了“以德治国”的理念。他深知“民心向背”是王朝兴衰的关键，因此推行仁政，重视民心。这种理念，被后世的儒家学派继承与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核心——孔子提出的“仁政”、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都深受商汤“以德治国”理念的影响。

　　最后，商汤重用贤才的做法，为后世君主树立了榜样。他打破了“出身贵贱”的限制，重用伊尹、仲虺等出身低微的贤才，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念，成为中国古代人才制度的重要原则。后世的齐桓公重用管仲、秦孝公重用商鞅、刘备重用诸葛亮等，都是对商汤人才战略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