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五十八章 母鹿
那只鹿死得太轻易了。
我蹲在溪边，手指抚过它脖颈处的箭伤，心生寒意。
箭矢已被猎人取走，只剩下个完美的圆孔，血凝在棕色的毛发上，像块暗红的琥珀。
三天前，就是在这片白桦林，我曾用苹果喂过这只年轻的母鹿，它毫不戒备地从我掌心取食，湿润的鼻子轻触我的皮肤，睫毛像小扇子般扑闪。
“议长，该启程了。”
侍卫长轻声提醒，靴子碾碎了地上的枯枝。
我没有起身，而是翻过鹿的尸体。
腹部还是温的，猎人应该刚走不久，箭从侧面射入，直穿心脏。
这是专业的手法。
母鹿死前应该没受什么苦，甚至没来得及惊慌。
它太习惯人类的善意了，我的苹果，其他游客的胡萝卜，护林员的定期投喂……
“查查是哪个猎区的。”
我用鹿的皮毛擦净手上的血：“禁猎期射杀母鹿，按律该罚三年不得持弓。”
回程的车上，我不断回想那只鹿信任的眼神。
它倒下时，大概还在疑惑为什么这次伸来的手带着疼痛而非食物，这种联想让我想起宁国议会大厅的穹顶上，那里就刻着只类似的鹿，象征国民对政府的信赖。
“小青龙，你怎么看？”我敲了敲随身携带的铜匣。
匣盖滑开条缝，小青龙的竖瞳在暗处发光：“温顺的鹿活不过三个冬天。”
它对我没好气地吐舌道：“你那些议员，比猎人危险多了。”
车窗外，宁国首府的建筑群逐渐清晰，议会大厦的金顶在夕阳下燃烧般发亮，街道整齐得像棋盘，巡逻的蓝制服警察向我的马车行礼。
表面看，这是个运转完美的国家：低犯罪率，高经济增长，民众满意度常年保持在九成以上。
但千相镜看到的真相令人不安：宁国人的意识体呈现出诡异的半透明状，对政府机构毫无防备，就像那只对猎人露出脖颈的鹿。
最可怕的是议会大厦，它竟然是一头贪婪的巨兽，正不断吮吸着国民毫无保留的信任。
“直接回议会。”
我对侍卫长道：“今晚召开紧急会议。”
议会大厅空荡得能听见呼吸的回音，三百张议员席只坐了不到五十人，大多是年轻议员。
保守派领袖杜岩甚至派了个实习生来请假，说是在参加“重要联谊”。
“诸位见过猎鹿吗？”我站在讲台上，突然发问。
助理们面面相觑。
农业部长壮着胆子回答：“公民猎场每年秋季……”
“不，我说的是野鹿，那种会从孩童手心吃苹果的鹿。”
我的声音在大厅里格外清晰：“它们为什么容易死？”
教育委员会的年轻秘书推了推眼镜：“是因为……缺乏危机意识？”
“正是。”
我拍响讲台，惊飞了窗外的鸽子：“宁国人就像那些鹿，对权力毫无戒心。我们的民意调查显示，87%的公民从不查看政府预算，92%认为‘议员总是为民着想’。”
我指着议会大厅穹顶上的小鹿：“这种信任会害死他们。”
财政大臣皱眉：“议长，您是在批评自己的政府？”
“我在批评整个制度，没有制衡的权力必然腐败，无论初衷多美好。”
会议室一片死寂。
终于，司法委员会主席打破沉默：“那么您想怎么做？”
“用防贼的方法防政府。”
我按下讲台上的机关，全息投影展开新法案：《权力透明化与任期限制改革》。
第一条就引发骚动——“国家元首及议会领袖任期不得超过两届，每届五年。”
杜岩的实习生突然站起来：“这是对执政者的侮辱！”
我任由争论持续到午夜。
回家的路上，侍卫长忧心忡忡道：“议长，杜岩派系控制着媒体委员会……”
“我知道。”
我望着车窗外灯火通明的商铺，每个橱窗都贴着“宁国制造”的标签。
这个国家太成功了，成功到民众忘了问“谁在定义成功”。
“所以我们要先培养‘猎人’。”
“猎人？”
“能识别权力陷阱的公民。”
我的计划分为三步：首先在首都建立“政府实验室”，让普通民众亲身体验权力运作；其次推动《任期法案》立法；最后通过新教育法案，将权力制衡纳入中学必修课。小青龙称之为“给鹿群接种疫苗”。
实验室选址在废弃的中央监狱，这本身就很有象征意义。
我们保留了铁栅栏和监视塔，只是把囚室改造成模拟政府办公室。
第一批参与者是通过抽签选出的普通市民：渔夫、小学教师、药店老板、退休邮递员……共五十人，代表各阶层，另有二十个辩论员，其他为观众团。
“欢迎来到权力动物园。”
开幕式上，我亲自担任解说：“未来一个月，你们将轮流扮演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实验室的核心是“资源分配游戏”，参与者被随机分为“官员组”和“民众组”，前者负责分配有限的食物券、医疗资源和教育经费。
游戏规则精心设计过——官员组很快会发现自己能通过克扣民众组资源来获取特权，而民众组要学习如何监督和反抗。
第一周简直是灾难。担任财政部长的渔夫给自家亲戚批了三倍补贴；教育局长（那位药店老板）把新建学校全划到了富人区；更讽刺的是“警察总长”，小学教师林女士，她居然下令逮捕所有提意见的“刁民”。
“这不对！”
第五天晚上，退休邮递员老陈踹开了官员组休息室：“你们明明答应平均分配！”
渔夫部长晃着红酒杯，理直气壮道：“总得有人多吃点才能好好工作嘛。”
千相镜记录着意识体的变化。
仅仅五天，那些淳朴的市民在掌握权力后，意识体就长出了类似职业政客的利爪。
而民众组的意识体则开始萎缩，就像长期圈养的动物。
转折点在第二周出现。
林女士在扮演“最高法院院长”时，突然叫停游戏：“我昨天克扣了西区的医疗预算。”
她声音有些发抖，似乎想到了什么：“就因为他们上次投票反对我。”
林女士镜片后的眼睛闪着泪光：“现实中杜岩委员就这么干的，对吗？为了惩罚反对党选区？”
实验室鸦雀无声。
“去年东岸大桥的招标……”
渔夫突然说道：“我表哥的建材公司明明报价最低……”
“西岭矿难死亡人数被瞒报了三分之一。”
老陈揉着关节炎发作的膝盖：“我侄女在殡仪馆工作……”
这场自发召开的“揭弊会”持续到凌晨。
天亮时，参与者们红着眼睛要求重玩游戏。
这次他们主动设立了“监督委员会”，制定了“官员财产公示规则”，甚至有人提议“定期重选领导”。
“权力像河豚。”
结业仪式上，林女士作为代表发言：“美味但有毒，需要专业处理。”
她展示小组设计的“权力分割图”，把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别交给不同机构，“我们管这叫‘防贼式政府’。
实验室成果比预期更好。
参与者和观众们回到各自社区后，自发成立了“公民监督会”。
第一个目标是市政厅的年度预算，主妇们带着计算器核对每笔开支，退休会计师免费帮街坊分析税单，连中学生都开始追问学校午餐的采购流程。
杜岩派系坐不住了。
《宁国日报》头版刊登《警惕民粹主义破坏稳定》，媒体委员会下令删减所有关于“权力实验室”的报道。
但这次他们遇到了阻力，那些经历过权力模拟的市民，已经能识别这种压制手段了。
“议长，杜岩委员要求紧急会见。”
秘书紧张地通报：“他说……说您煽动颠覆国家。”
我正批阅实验室二期方案：“让他进来。”
杜岩像阵黑风般卷进办公室。
这位保守派领袖穿着传统丝绸长衫，胸前别着象征连续任职十年的金质徽章。
“宁远！”
他省去所有礼节：“你知不知道外面成什么样子？西区市民拒绝缴纳路灯费，说要先看支出明细！”
“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
我推过茶杯：“尝尝，新摘的云雾茶。”
“权利？”
杜岩的假笑像刀刻在脸上：“没有我们日夜操劳，这些刁民哪来的权利？”
他突然压低声音：“听着，只要你停止那个荒唐的任期法案，我可以保证你连任……”
我哼了一声：“你在议会储藏室第三排保险箱藏了金条。”
杜岩顿时变色。
我转向杜岩：“这样吧，下周的辩论会，我们公开讨论任期制，让人们判断是不是‘荒唐’。”
辩论会当天，议会大厦被市民挤得水泄不通。
杜岩派系搬出所有理论：国家需要政策延续性啦，频繁选举浪费资源啦，甚至搬出“民众素质论”，说普通人根本不懂复杂国政。
我听着这些陈词滥调，想起实验室里那个最初贪腐、后来主动要求监督的渔夫。
“诸位见过齿轮吗？”
我的反驳从看似无关的话题开始：“再精密的齿轮，长期单方向受力也会变形。”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我引用政治学家阿克顿的名言：“这不是对人性的悲观，而是对制度的清醒认知。”
全息投影展示实验室的对比数据：经过权力体验的市民，对政府信任度从盲目服从变为理性监督。
杜岩最后的反击苍白无力：“你这是否定宁国这十年的成就！”
“不，我珍视这些成就。”
我走向讲台边缘，直视观众席上那些曾参与实验室的市民：“所以更不愿看它毁于权力的傲慢。”
投票结果出乎所有人预料：任期法案以六成支持率通过。
更震撼的是附带条款：要求所有高级官员公示财产，并接受季度听证。
杜岩当场撕碎文件离席，但没人再关注他了。
记者们围着实验室的第一批参与者采访，镜头记录下老陈颤抖的声音：
“我以前觉得政府就像天气，好坏都得受着，现在知道了，政府是把伞，得时刻检查有没有破洞。”
法案通过后的第一个周末，我独自回到那片白桦林。
母鹿死去的地方开了簇野花，风过时轻轻摇曳。
我从包里取出块木牌，插在花丛旁。
牌上没写悼词，只刻了只眼睛，一个保持警觉的眼睛。
“还不够。”
小青龙盘在木牌顶端：“制度只是笼子，关键是谁来当看守。”
我望向远处宁国的轮廓：“所以下一站是司法国。听说那里的法官，正在把法律变成私人工具。”
林间突然传来细碎脚步声。
我回头，看见是几个刚下了课的孩子，正小心翼翼地靠近这里，他们手里攥着公民课作业，题目是《如何监督社区预算》。
“您好议长，”领头的女孩鼓起勇气问我：“您真的认为普通小孩也能看懂政府文件吗？”
我蹲下来与她平视：“你玩过找不同游戏吗？”
她点头，辫子一跳一跳的。
“监督政府就像这个游戏。”
我指着她作业本上的预算简表：“只要知道基本规则，谁都能发现不对劲的数字。宁国的公民，比起学习和生活，更应该学习如何做一个公民。”
我站起身，退开两步：“不过记住，别像小鹿那样轻信任何权威，包括我。”
孩子们咯咯笑着跑开了，阳光穿过树叶，在木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那簇野花在风中轻轻点头，仿佛那只死去的母鹿终于等到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