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跟你永远保持联系

记得是大二开学不久。

我在经历着的人生第一次分手。

那天晚上，我把学校那些玩得“还不错”的朋友喊了出来，到学校门口那间只卖青岛啤酒的大排档里吃宵夜。

喊了三个人，结果来了五个。一个带着男朋友，一个带着女朋友。

本来我只是想找他们诉苦的，没想到“夜倾情”直接变成“恋爱保卫战”。六个菜都没上完，他们就把我的分手过程扒了个精光。

三男两女一顿看似全面的分析，最后一致觉得：“嗯，她本来就不适合你。”

说实话，那个酒局过后我的感受是：

有他们在，我知道我摔不死，可也没被接住。

其实那段时间不仅是分手，还发生很多事。挂了管理学，爷爷生病，孵化项目卡在院长那，各种事堆在一起。我的状态很差。

只是那晚，好多话都被我憋住，一种没来由的直觉：说得再多，好像也没什么用。

我总感觉，他们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对我说话的。

也不是说他们不关心我，只是在我跟新朋友们诉苦时，我会一遍遍地在心里问自己：

“他们应该不是很想听吧？”

“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

这可能就是阿霜所说，“没有我熟悉的，也没有熟悉我的”那种感觉吧。

阿霜是我的带班师姐，一个对自己人藏不住话的清远姐姐。刚开学时她偷偷告诉我：“我以前刚来学校那会特自闭，一到半夜就特别想哭。”

当时我很不解，回她说：“不至于吧，我觉得大学挺好玩的呀，能接触很多新的东西，还能认识很多新朋友。”

她说出了那句原话：

“正是因为都是新的。”

“没有我熟悉的，也没有熟悉我的，才习惯的。”

一连过了几天“借酒消愁”的日子后，焦郁的情况还是不见好转。

刚好也是那段时间，发小阿威的眼睛旧症复发，做了一个叫“晶体植入”的手术。我跟另外三个发小一起去看了他。

手术的影响还留着，我们都能明显看出他状态很差，好像瘦了很多，眼睛上术后的肿块也没完全消掉。

我们问他：“在广州做手术怎么不叫我们过去陪你？”

“这次是小事情，我哥陪我去了啊。”当时他一脸轻松地跟我们描述了手术的经过，我们却是皱着眉头听完的。

我问：“那你现在左眼是假的？”

“换了个人造晶状体，近视都医好了。”虽然阿威说得轻松，但事实上我们心里都清楚，他的眼睛病后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多大影响，只是他从来也没跟我们抱怨过。

大家安静了两秒后，另外一个发小说：“牛逼啊，什么时候开万花筒？”

阿威笑了，摇着头：“轮回眼才配得上我。”

没有过多的安慰，因为我们也知道他已经被很多人安慰过，此时的他最需要的大概是有人跟他用“同频的态度”去面对这件事。

那天阿威还跟我们拍了大学后第一张合拍，他戏称这是“开眼前的纪念”。走出医院的时候，阿威的哥哥说：“这是手术后以来，阿威最开心的一天。”

直到那会，我才发现：

所谓“好朋友”跟“普通朋友”的区别，并不是说了多少安慰的漂亮话。

而是哪怕不说什么，只要跟他们呆在一起，就有可靠感。

而这种“可靠感”的来源，大概就是，我们见过彼此很多的样子，高考失败、告白被拒、被老师骂。

在这一次次看着互相出糗的时候，不自觉刻进脑子中的熟悉感。

那天我也说了自己最近的情况。我忘了他们是怎么吐槽我的。只是散场后，我在返校的地铁上，收到了他们陆续给我发的创业策划模板和学习通课程的文件。

我盯着五个人的群聊，笑了，这些文件根本没有几个用得上。

大概他们也知道不会有多大用处，可就是找了。

好傻，怪不得我们能成为超过十年的朋友。

能拥有超过十年的友谊，我一直觉得很幸运。

这种幸运是：对于他们，我不必去做哪天“不再联系”的准备。

不久前，我拍毕业照。他们都有过来，还给我买了一束花。居然是一捧红玫瑰，还有一个20cm的高达模型。

由于疫情学校管得很严，外来人员都进不来，我就叫他们在门口等我。

学院照、班级照，还有社团、部门、同乡会，从中午两点一直到下午六点，他们一等就是四个小时。

但是他们并不着急，我也不着急。

因为我们都知道——

就算毕业了，该在大家身边时，我们也总会回来的。

难回来的，是那四个小时里需要好好“告别”的人。

而这群相处超过10年的好友，之所以会过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只是看着我从“大学”这个站点里下车，登上另一个站点。

我会笃定地相信：在后续人生的站点里，关于工作、关于结婚、关于家庭。

他们，也会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