旻宁：6子

九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携同治帝从热河先行抵达北京。当天，她便立即召见奕訢和其他亲信大臣秘密部署。次日黎明，奕訢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奉“特旨”捉拿了载垣、端华等人，并派睿亲王爱新觉罗·仁寿和醇亲王爱新觉罗·奕譞至密云迎捕了担负送咸丰帝灵梓重任的肃顺。咸丰帝安排的顾命八大臣束手就擒，或被杀，或令自尽，或“革职”、充军。旋即废除“祺祥”年号，改元同治。 [55]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初一日，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了垂帘大典。两官太后垂帘听政。而奕訢参与政变有功，“扶倾定危”，破例地以议政王的名义任领班军机大臣兼摄首席总理衙门大臣，复授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赏食亲王双俸，王爵世袭罔替，等等。另外，慈禧太后特许他在“紫禁城内骑马”，把只有中官嫡长女才能享有的“固伦公主”称号授予他的长女，以示优礼。至此，两官临朝称制于上，奕訢总揽总揽清朝内政外交；慈禧太后攫取了清朝的最高统治权力，奕訢在朝廷中的权势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55] [4]

妥协与御侮

辛酉政变的成功，使列强感到非常满意。事后，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说：由于支持奕訢上台掌权，英国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声称由于这一“令人满意的结果”，英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所以，英国在中国的喉舌《北华捷报》强调指出：在这个特别的关头，英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去支持帝国的现存政府”。法国人对政变的结局也感到高兴，其驻华公使在日记中写道：“宫廷革命没有骚动地结束了”，“恭亲王成为执政者，以后的谈判将更易进行”。对于列强的扶植和支持，奕訢自然心领神会，所以，当他执掌大权以后，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努力谋求与列强“和好”相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换约以来，事事皆推诚相待” [7] ，满足列强的要求、贯彻其意图。 [55]

总的来说，奕訢所倡导的洋务活动基本是围绕“灭发捻为先”的方针，“购洋枪、置洋炮、办机器、造轮船，凡力所能及、有益于战事者，无不随时筹划”。他以显赫的权势，积极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创办一批近代军用工业，借用“外夷”之力，生产枪支弹药以征剿各地起义。与此同时，奕訢还积极实施“借洋兵助剿发逆”的计划，奏请朝廷对曾国藩、李鸿章、薛焕等东南疆吏“借师助剿”“有请必行，不为遥制”，全力镇压太平天国，以“俾洋人益形鼓舞”。 [55]

咸丰十一年（1861年），奕訢同意委派李泰国和赫德相继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把中国的海关管理大权交给英人掌握。同年，奕訢以巨款托付李泰国购买船舰，筹建海军。同治二年（1863年），这支舰队开到了中国，但舰队的指挥却是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李泰国还私许阿思本对舰队有完全指挥权。这是由清廷出钱供养，归英国侵略者指挥、控制的一支舰队。奕訢不但没有抵制，还准备接受英国侵略者这一无理要求，甘受外人挟制。这种对外一味顺从的行为，连曾国藩、李鸿章都感不满。清廷诏令遣散船员，留下船舰。英国方面无理取闹，坚持“既不用其人，则船炮亦应缴还本国”，还向清廷索取赔款。最后，奕訢只好曲从其意，退还船只，向英国赔礼赔款。 [55]

同治三年（1864年），奕訢同意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签署《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新疆大片领土割给沙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