旻宁：6子

亲王议政

主词条：辛酉政变

奕訢以他的地位和影响力，首倡洋务运动，并积极地把其洋务思想播及臣僚。有关洋务事业的大政方针，大部分均由他参与制定和指示贯彻，各地的洋务事业也深得其支持。因而，他理所当然地成了洋务派的首领。此外，奕訢作为钦差大臣，曾负责抚办“和局”，在与列强的频繁接触中，密切了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尔后又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迎合外国的需求，深受列强的赏识和信任。它们极力支持和培植奕訢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增强了他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声望，希图由他来掌握清政权的中枢机构，迅速接过军政大权。但是，清廷中掌握实权的另一股政治势力，即跟随咸丰帝逃往热河的怡亲王爱新觉罗·载垣、郑亲王爱新觉罗·端华以及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爱新觉罗·肃顺等人，对列强的疑惧未解，对奕訢鄙夷不屑，将其内外政策搁置不理。而咸丰帝与奕訢的隔阂历经风浪，始终未能消除。和议达成后，奕訢多次请求咸丰帝回銮，咸丰帝却一再延宕，迟迟不肯回京。七月初，咸丰帝病重，奕訢力求到承德省侍，咸丰帝却强起倚枕，手书批示说：“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 [7] 兄弟间的恶劣关系至死未曾改善。奕诉对此十分伤感，并迁怒于咸丰帝所倚重的载垣、肃顺等左右权臣。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双方的斗争迅速激化起来。 [55]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皇太子爱新觉罗·载淳继位，改年号为“祺祥”，即同治帝。幼主冲龄，咸丰帝遗诏令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顾命辅政。“祖制重顾命”，按亲疏远近关系，应该是奕訢排在第一位，但咸丰帝余憾未释，把奕訢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更加深了奕訢与载垣、肃顺等人的矛盾。咸丰帝去世后，奕訢与被肃顺裁抑的同治帝生母慈禧太后达成一致，准备夺取最高权力。 [55]

在慈禧太后示意下，先是御史高延祐上请“垂帘”，接着御史董元醇又上疏说：“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并派近支亲王一二人辅政。”垂帘建议立即遭到载垣、肃顺等人坚决反对。慈禧太后虽然恼怒，但考虑时机尚未成熟，只好隐忍让步，把高、董分别治罪，平息风波。不久，在奕訢授意下，大学士贾桢、钦差大臣胜保等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另简近支亲王辅政”。载垣、肃顺等顾命大臣以清朝家法，只有顾命辅政，向无女主垂帘为理由，痛加驳斥。慈禧太后和奕訢表面上处处“示人以无为”，暗中却加紧部署。八月初一日，奕訢以奔丧为名，到热河叩谒梓宫。为了取得列强的支持，事先他特派文祥拜访英、法等外国公使，说明意图。列强赞成和支持奕訢一派夺权。 [55]

肃顺等人对奕訢早有防范，曾以各种借口阻挠，不允许奕訢到承德。奕訢到热河后，肃顺又以太后无召见外臣之理以及叔嫂避嫌为词，阻止奕訢和慈禧太后见面。慈禧太后设法拉拢、劝诱咸丰帝的皇后慈安太后出面。两宫太后以垂询家属私事和叙说亲情为名，两次召见奕訢，“奏对良久”，终于达成了默契。奕訢认为，要发动政变，非早日还京不可。慈禧太后对外国侵略者尚存恐惧、猜疑，怕回銮北京难保安全，奕訢保证说：“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 [7] 慈禧太后释此顾虑，遂与奕訢密商回京发动政变的计划。 [55]

奕訢于八月初七日兼程赶回北京，尽力争取到了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和刑部尚书赵光、户部尚书沈兆霖等部院大臣的支持，还争取到了掌握京津防务的兵部侍郎胜保以及拥有重兵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臂助，由此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抓住了发动政变所必须的武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