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洼公社回到“台田院”,靳尚德就召集知青们开会,两个“指导员”吴铁门和吴红军也参加了。靳尚德说,保府日报记者已经来采访魏晨阳了,这说明人家魏晨阳干出了成绩。同是插队的知青,同是一个班的同学,咱们也不能落后,要奋起直追,尽快把咱们“青年共产主义农庄”的名声叫响!曹玉芬问,靳书记,你说怎么干吧。靳尚德拿起大茶缸喝了口水,接着说,我是这么想的,前一阵儿咱们农庄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制度”,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下一步,咱们要实行干活儿不记工分,让劳动由谋生的手段变成生活的需要。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大家说说看,这样做行不行?
稍稍静了会儿,张鲲说,我觉得咱们这么做过于理想化了。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咱们现在别说极大丰富,连基本满足都谈不上。大家都交一样的钱,但是吃饭却没有定量,随便吃,这样下去,女同学肯定吃亏了。曹玉芬站起来说,我们不怕吃亏。搞共产主义实验就是不能计较那么多个人利益。吴曼玲接上说,我同意玉芬的说法,既然是搞社会实验就要有远大的理想,要敢于牺牲个人利益。一直在角落里坐着的孙妍听了两个女青年的话,有些不屑地哼了一下,共产主义应该是让人生活得更美好,不是牺牲个人利益吧?
看到几个小青年争论不休,两个“指导员”也不好插话。这是因为,一来他们觉得自己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不便插话;二来议论那些事儿同他们关系不大。来时,吴家营的村支书吴大雄找他们谈话,让他们做那些小青年的“指导员”。开始两个人谁也不干,说成天在那个小院里窝着,晚上还不能搂着老婆睡觉,不受那个罪。吴大雄笑了笑,如果让你们白吃白喝,每天记十分,一个星期可以回家一次,你们去不去?一听白吃白喝,每天还能记十分,吴铁门立刻就换了一副笑脸,去,去!吴红军也说去。他媳妇儿唐暮妍到公社的酒厂当工人后,他就感觉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又下降了。他本来只是初中毕业,唐暮妍是高中毕业。现在媳妇儿又成了工人,更比自己高出一头了。现在,能在这个农庄里白吃白喝,每天还有十个工分,比当工人也不赖。
这会儿,靳尚德觉得有必要征求一下两位“指导员”的意见。他转过头,问,铁门叔,红军大哥,你们看呢?吴铁门抽了一口旱烟,缓缓说道,咱就是一个农民,没有多么高深的理论。但我知道一点,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不管是什么主义,首先要让大家有饭吃。我听大队的吴书记说,国家只给了咱们知青一年的粮食,明年就不给了,要靠自己的双手种出来。咱们到这儿来办农庄是个好事儿。但,既然是农庄,就要种庄稼。前一阵儿咱们在院子里种了点菜,光种菜不行,还要种粮食。靳书记,你不能只考虑“共产主义”的大事,也要考虑大家吃饭的小事。
吴铁门的一番话让几个小青年感觉很诧异,张鲲低声对孙妍说,铁门叔挺有水平的。靳尚德也觉得吴铁门说得在理,但他似乎是有意不接受别人的意见。他说,今天咱们主要还是讨论如何进一步“共产主义化”的问题。铁门叔说的种粮食的事儿也是个具体问题,下来咱们再研究。
还研究到什么时候?张鲲不满地站起来了,现在已经六月份了,麦子马上就熟了,再不抓紧种秋庄稼,明年咱们都喝西北风呀!其他的几位知青也都附和张鲲的意见。特别是伊雅枚,她扬起那张圆圆的小脸蛋,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像机关机似的打出一梭子子弹。咱们叫“青年共产主义农庄”不假,但是,就像刚才铁门书说的,啥主义都要先让大家吃饭。我觉得,咱们的当务之急是赶农时,先把该种的庄稼种上,别让“农庄”里这么多土地闲着。我的意见,还是按照两位“指导员”前一阵儿提出的计划,把院子里的土地分一分,该种啥马上种上。这也是大家的意见,希望靳书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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