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辛不仅纵容妲己的恶行,还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推行了一系列“严刑峻法”。他认为“百姓不听话,是因为刑罚不够严厉”,于是下令制定了多种残酷的刑罚,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炮烙之刑”——将一根铜柱烧红,强迫犯人在铜柱上行走,犯人最终会因高温灼烧而掉入下方的火中烧死。此外,还有“醢刑”(将人剁成肉酱)、“脯刑”(将人杀死后制成肉干)等刑罚,这些刑罚不仅用于惩罚罪犯,更成为帝辛威慑大臣与百姓的工具。据史料记载,仅因“对帝辛享乐有微词”而被处以炮烙之刑的百姓,就达数百人。
严刑峻法不仅没有让百姓屈服,反而激起了更强烈的反抗。当时朝歌周边的百姓,为了逃避劳役与刑罚,纷纷逃往西部的周部落或东部的东夷故地;甚至连商朝的王室军士兵,也因“不愿为暴君卖命”而出现逃亡现象。社会矛盾如同即将喷发的火山,只需一个导火索,便会彻底爆发。
除了沉迷酒色与施行暴政,帝辛的“大兴土木”与“用人失当”,进一步加速了商朝的灭亡。
征服东夷后,帝辛认为自己“功盖千古”,需要建造更多宏伟的建筑来彰显自己的功绩。除了扩建摘星楼、建造酒池肉林,他还下令在朝歌城内修建“鹿台”——这座用于存放珍宝的高台,高千尺,周长三里,全部用玉石与青铜装饰,仅建造就耗时七年,征调了十万民夫。此外,他还在全国各地修建了数十座行宫,每座行宫都仿照朝歌宫殿的规格建造,日常维护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当时商朝的成年男子,几乎一半都被征调去服劳役,导致农田荒芜、手工业停滞,粮食产量大幅下降,而帝辛却丝毫没有察觉,依旧不断下令开工建设。
用人政策的失误,则让商朝的朝政彻底陷入混乱。此前的帝辛虽重视改革,但仍会任用有才能的贤臣;征服东夷后,他却认为“只有对自己绝对顺从的人,才是忠臣”,开始重用那些善于阿谀奉承、毫无治国能力的小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费仲与尤浑——费仲擅长敛财,为了满足帝辛的享乐需求,他下令加重百姓赋税,甚至鼓励官员贪污受贿,自己则从中渔利;尤浑则善于编造谎言,他每天都向帝辛汇报“百姓安居乐业、诸侯忠心耿耿”的虚假消息,掩盖社会的真实矛盾。
这些小人在朝中结党营私,排挤正直官员,甚至与妲己勾结,干预王位继承(帝辛的长子微子启因不满妲己乱政,被费仲、尤浑陷害,失去了继承王位的资格)。当时的商朝朝堂,已成为“小人当道、贤才绝迹”的场所,政策混乱、决策失误频发,王朝的统治根基被彻底动摇。
就在商朝陷入混乱、民怨沸腾之际,西部的周部落已在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的治理下悄然崛起。周文王在位时,通过“仁政”吸引了大量商朝百姓与贤臣归附,国力日益强盛;周武王继位后,更是积极筹备灭商,他联合西部的羌方、蜀方、庸方等八个部落,组建了四万余人的“反商联军”,等待灭商的最佳时机。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得知商朝主力军队仍在东部平定东夷残余势力,朝歌城内兵力空虚,且帝辛因暴政已失去民心,认为“灭商时机已到”,便率领反商联军从西岐出发,向东进军。联军一路势如破竹,商朝的西部守军因“不愿为暴君卖命”纷纷投降,仅用一个月便抵达朝歌郊外的牧野(今河南淇县南)。
帝辛得知周军来袭,仓促之间无法调回东部主力,只能临时组织朝歌城内的奴隶、平民与部分守军,拼凑出七万余人的军队,前往牧野迎战。然而,这支军队毫无战斗力——奴隶们长期受商朝压迫,对帝辛恨之入骨;平民们因劳役与赋税繁重,也不愿为其作战。当周军发起进攻时,商朝军队中的奴隶与平民纷纷倒戈,转而攻打商朝的守军,七万大军瞬间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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