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姬昌(约公元前1152年—公元前1056年),姓姬,名昌,诞生于岐山脚下的岐周(今陕西省岐山县一带)——这片被周人视为“龙兴之地”的沃土,承载着周部落数代人的迁徙与奋斗。他的身世显赫且正统:祖父是带领周部落从豳地(今陕西旬邑)迁至岐周、开启“岐周中兴”的周太王古公亶父;父亲是在商王文丁时期因战功卓著被封为“牧师”(西部诸侯之长),却最终遭文丁猜忌而被杀的季历。作为季历的嫡长子,姬昌自幼便在家族的殷切期望中成长,从懂事起便知晓自己肩负着“延续周部落血脉、振兴周室”的重任。
商朝末年,帝乙继位后,为缓和与周部落的矛盾(季历之死曾让商周关系紧张),将文丁幼女嫁与姬昌,并正式册封姬昌为“西伯”——掌管西部诸侯的最高爵位,世人因此尊称他为“伯昌”。这一册封不仅让姬昌获得了商朝官方认可的统治合法性,更让他得以借助“西伯”的身份,名正言顺地整合西部诸侯势力,为周部落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彼时的姬昌虽对父亲之死心怀隐痛,却深知“隐忍方能成事”,他表面对商朝保持臣服,按时缴纳贡赋,实则暗中积蓄力量,等待改变周部落命运的时机。
姬昌之所以能成为后世传颂的“圣王”,核心在于他以“仁德”为治国根本,将“爱民、重贤”的理念贯穿于统治始终,这与商朝末年帝辛的暴政形成鲜明对比,也成为周部落吸引民心、汇聚人才的关键。
岐周地处渭水流域,农业是部落的经济根基,但在姬昌继位前,因长期受犬戎侵扰、商朝赋税压榨,百姓生活困苦——农田荒芜、流民遍地,甚至有老人因无粮可食而饿死街头。姬昌继位后,首要举措便是改善民生:
尊老爱幼,保障弱势群体:他颁布诏令,规定“七十岁以上老人可由部落供给粮食,五岁以下幼儿可免除家庭赋税”;同时在岐周城内设立“养疾院”,收留孤寡老人与残疾百姓,安排专人照料。每逢秋收后,姬昌还会亲自到田间慰问农夫,查看粮食收成,倾听百姓诉求,这种“亲民事”的举动,让周部落百姓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轻徭薄赋,鼓励农业生产:他废除了商朝强加的“额外贡赋”,将部落赋税从“十分取三”降至“十分取一”;同时组织民众修建水利工程,疏通渭水支流,灌溉周边农田;还亲自推广“垄作制”“选种法”等先进耕作技术,指导农夫识别优良作物种子,提高粮食产量。经过数年治理,岐周的农田从“亩产一石”提升至“亩产两石”,流民纷纷返乡,周部落的人口数量较此前增长了近一倍。
姬昌深知“治国必先得人”,因此将“招揽贤才”作为重中之重,他打破了当时“贵族世袭为官”的传统,提出“无论出身贵贱,只要有真才实学,皆可重用”的用人理念,以极致的诚意吸引天下英才。
他招揽贤才的故事,流传最广的便是“渭水访贤”(虽正史记载姜子牙是在周武王时期被重用,但姬昌时期的求贤氛围为其奠定基础),而在他统治期间,确有一大批贤臣归附:
太颠:原本是西部戎狄部落的谋士,因不满戎狄首领的残暴,听闻姬昌仁德,便投奔岐周。姬昌亲自到城外迎接,任命他为“参军”,让其负责军事谋略,太颠后来在姬昌伐犬戎、征密须的战役中,提出了“诱敌深入”“围点打援”等战术,立下大功。
闳夭、散宜生二人皆是岐周周边小国的贵族,因不满商朝的压迫,带着家族资源归附姬昌。闳夭擅长外交,姬昌派他出使周边诸侯,游说各国与周部落结盟;散宜生精通理财,姬昌任命他为“大司徒”,负责管理部落财政、调配物资,在迁都丰邑、修建城池的过程中,散宜生的理财能力发挥了关键作用。
鬻子是楚国先祖,因学识渊博被姬昌请为“太傅”,负责教导周部落贵族子弟,传播礼乐文化;辛甲原本是商朝的史官,因多次劝谏帝辛无果,愤而投奔姬昌,姬昌任命他为“太史”,让其整理商朝的典章制度,为周部落制定礼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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