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丁继位后的前十年(约公元前1168年-公元前1158年),堪称商朝“相对稳定的时期”。他每日清晨便前往朝堂,与大臣商议政务,从农业生产到军队训练,从贵族管理到外交关系,无一不亲自过问:
他下令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兴修水利(如疏通河道、修建灌溉渠),鼓励百姓开垦荒地,还派遣农官前往各地指导耕作,推广“轮作制”(交替种植粮食与豆类,保持土壤肥力),使得商朝的粮食产量有所提升。
他改革军制,将商朝军队分为“王室军”(由商王直接统领,负责保卫王都)、“方国军”(由诸侯统领,负责边疆防御)与“族兵”(由贵族统领,作为后备力量),明确各支部队的职责与训练标准,提升军队的战斗力。
他一方面安抚被祖甲打压的贵族,恢复其部分封地;另一方面限制祖甲旧臣的权力,防止其专权,通过“恩威并施”,暂时稳定了贵族阶层。
这一时期的商朝,虽仍面临羌方骚扰,但内部秩序相对稳定,农业、手工业(尤其是青铜器制作)有所发展,呈现出“短暂的复苏迹象”。
从在位第十一年(约公元前1157年)开始,庚丁的心态逐渐发生变化——随着边疆局势暂时稳定,他开始沉迷于宫廷享乐,逐渐失去了早年的勤勉。
他在王都(殷)修建了豪华的宫殿,名为“琼台”,宫内蓄养了大量歌姬、舞女,每日举办盛大的宴会,与贵族大臣饮酒作乐,常常通宵达旦。据甲骨文记载,庚丁曾一次下令宰杀五十头牛、一百只羊,用于宴会祭祀,耗费了大量的财力与物力。
他不再按时上朝,重要政务多交由大臣处理,甚至因宴会延误对边疆军情的批复。有一次,羌方袭扰边疆的急报送达王都,庚丁因正在举办宴会,直到三天后才召见大臣商议对策,导致边疆守军错过了最佳反击时机。
在庚丁的影响下,贵族大臣也纷纷效仿,修建豪华府邸,互相攀比财富,甚至出现“贵族兼并土地、掠夺平民”的现象,而庚丁对此视而不见,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
比耽于享乐更严重的是,庚丁晚年还沉迷于巫教,将巫教提升到“国教”的地位,导致王权旁落、政治混乱。
殷商时期的巫教,原本是“祭祀先祖、占卜吉凶”的宗教,巫师负责主持祭祀、解读甲骨文占卜结果,虽有一定影响力,但始终在王权的掌控之下。而庚丁对巫教的沉迷,远超历代商王。
他在王都及各地修建了数十座“巫祠”,用于举办巫教仪式,其中最大的一座“通天祠”,耗费了数万民力,历时三年才建成。
他任命巫教首领“巫咸”为“少师”,允许巫师参与朝政,甚至规定“国家大事需经巫师占卜认可方可推行”。例如,某次商朝计划派遣军队增援边疆,因巫师占卜结果为“不吉”,庚丁便取消了出兵计划,导致边疆守军陷入被动。
他每年要举行数十次巫教祭祀,每次祭祀都要宰杀大量牲畜,甚至用奴隶作为“人牲”(祭祀用的牺牲),据甲骨文记载,庚丁曾一次用五十名奴隶作为人牲,引发了民间的强烈不满。
巫师权力的膨胀,严重侵蚀了王权——贵族大臣为了获取权力,纷纷讨好巫师;巫师则利用占卜干预朝政,排除异己,导致朝堂之上“唯巫是从”,政治秩序混乱。而庚丁对这一切却浑然不觉,仍沉浸在“巫教能保佑商朝长治久安”的幻想中。
尽管庚丁晚期统治昏聩,但他在位期间也并非毫无建树——甲骨文明确记载,庚丁曾“开辟以殷为中心的田猎场”,这一举措虽带有“娱乐”性质,却蕴含着“军事训练、土地开发”的多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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