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权力的诱惑与顺境的麻痹,逐渐改变了太甲的执政心态。从在位第三年起,他开始偏离商汤与伊尹为他划定的“君道”轨道,昔日的勤勉与谦逊被专横与奢靡取代。这一转变的导火索,源于一次诸侯朝贡——当时,南方的荆楚部落为讨好太甲,献上了百名美女、数十匹良马以及大量的珍珠宝玉。太甲见到这些珍宝与美人后,内心的欲望被彻底点燃,开始沉迷于享乐之中。
他首先着手扩建王宫。原本的亳都王宫是商汤时期修建的,规模朴素,仅能满足日常理政与居住需求。太甲却认为“王宫乃天子威严之象征,当恢弘壮丽”,下令征调数万民夫,耗时一年有余,将王宫扩建为“前殿后寝、左庙右社”的庞大建筑群。新王宫的前殿用青铜装饰梁柱,地面铺设玉石,寝宫内摆放着从各地搜刮而来的奇珍异宝;他还在王宫后方修建了大型园林,引黄河水入园形成人工湖,湖中建造游船,供他与妃嫔们游玩享乐。为了支撑扩建王宫的巨额开支,太甲打破“什一而税”的祖制,将赋税提高到“什二而税”,甚至下令诸侯方国额外缴纳“贡赋”,要求每个诸侯每年献上一定数量的奴隶、粮食与珍宝。
赋税的加重与徭役的频繁,让百姓陷入深重的苦难之中。许多农民因无力缴纳赋税,被迫卖掉土地与子女,沦为奴隶;征调的民夫在工地上受尽折磨,饿死、累死的人不计其数。有大臣曾冒死进谏,指出“民乃国之本,本固方能邦宁,今君上重赋重役,恐失民心”,却被太甲斥为“多管闲事”,下令将其打入大牢。此后,朝堂之上再无人敢直言进谏,官员们为了自保,纷纷迎合太甲的享乐需求,贪污腐败之风愈发盛行——地方官员借征收赋税之机中饱私囊,中央官员则通过向太甲进献珍宝谋求高位,商朝的政治秩序逐渐陷入混乱。
太甲的“失德”还体现在对祭祀制度的漠视上。商代以“敬天事鬼”为核心信仰,祭祀先王与神祇是国家最重要的礼仪活动,商汤、外丙、仲壬在位时,均严格按照历法举行祭祀,从不缺席。而太甲却将祭祀视为“繁琐之事”,多次以“身体不适”为由缺席祭祀仪式,甚至将祭祀用的珍贵酒醴与牲畜挪用为宫廷宴饮之物。掌管祭祀的太史令曾跪在王宫门前,哭着劝谏“祭祀乃连接天人之纽带,君上不祭,恐遭天谴”,太甲却命人将其拖拽出去,险些处以极刑。这种对传统信仰的背离,不仅让王室贵族与大臣们深感不安,也让诸侯方国对商朝的向心力逐渐减弱——部分诸侯开始借口“王室失德”,拖延或拒绝朝贡,商朝的统治根基面临严峻挑战。
作为四朝元老与辅政大臣,伊尹目睹太甲的变化,内心焦急万分。他先是多次在朝堂之上当面劝谏,引用商汤的训诫与历代先王的典故,劝说太甲“迷途知返”;随后又私下前往王宫,与太甲促膝长谈,讲述百姓的苦难与诸侯的不满,甚至以“辞职归田”相要挟。然而,此时的太甲早已被享乐冲昏头脑,对伊尹的劝谏置若罔闻,甚至私下抱怨“伊尹老迈固执,干预君权”。一次,伊尹在朝堂上再次劝谏太甲减轻赋税、停止扩建王宫,太甲竟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朕乃天子,天下万物皆归朕所有,朕想做什么,何须你多言!”
眼见太甲愈发不可理喻,商朝的统治即将陷入崩溃,伊尹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却必要的决定——援引商代“辅政大臣可废黜失德君主”的传统(据甲骨文记载,商代早期设有“保衡”一职,拥有辅佐君主、纠正君过的权力),将太甲流放到商汤墓地所在的桐宫(今河南偃师附近),让他在祖先的墓前反思悔过。同时,伊尹以“摄政大臣”的身份暂代国政,主持商朝的日常治理,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伊尹放太甲”。这一举措在当时引发了巨大争议——部分宗室成员认为“伊尹此举有僭越之嫌”,而大多数大臣与诸侯则理解伊尹的苦心,认为“此举乃为保商汤基业,非为个人权力”,最终选择支持伊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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