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商汤抵达伊尹的居所时,伊尹正在整理自己撰写的《农政书》。看到商汤亲自驾车前来,伊尹深受感动,连忙上前迎接。商汤握着伊尹的手说:“我虽为商族之君,却深知治国需贤才辅佐。先生有济世之才,愿与我一同努力,拯救万民于水火,建立一个仁德的王朝吗?”
伊尹跪拜在地,坚定地回答:“愿为君上效力,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这次会面,成为商朝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它不仅让商汤得到了伊尹这位旷世奇才,更向天下人传递了“商汤重视人才、不拘一格用人”的信号。此后,越来越多的贤才纷纷投奔商汤,为商族的崛起与商朝的建立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
商汤任命仲虺为左相、伊尹为右相后,两位贤相各展所长,形成了“军事与内政互补、谋略与执行兼顾”的治国格局,共同推动商族从“地方诸侯”成长为“天下共主”。
在内部治理上,伊尹主导“民生建设”,仲虺辅助“制度完善”。伊尹深入各地调研,发现夏朝的“什五而税”让百姓负担沉重,便向商汤建议推行“什一而税”,将赋税降至收获物的十分之一。他还组织农民修建水利工程,疏通黄河支流,解决了农田灌溉问题;推广“桑麻种植”,鼓励百姓发展手工业,提高家庭收入。仲虺则根据伊尹的民生政策,制定了配套的制度——他设立“司徒”一职,专门负责农业生产与民生事务;制定《商律》,明确规定“官员不得欺压百姓、不得滥用民力”;建立“官员考核制度”,将“民生改善程度”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标准。这些举措让商族的经济迅速发展,百姓生活日益改善,为商族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外交与军事上,仲虺主导“战略制定”,伊尹负责“联盟构建”。仲虺通过分析夏朝的军事部署,提出“先弱后强、逐个击破”的灭夏战略:首先消灭与商族相邻的韦国、顾国,解除商族的后顾之忧;然后攻克实力较强的昆吾国,切断夏朝的东部屏障;最后集中兵力进攻夏朝都城斟寻。伊尹则按照这一战略,多次出使各方国,以“夏桀暴虐、商汤仁德”为号召,说服他们加入反夏联盟。他还亲自前往夏朝都城斟寻,搜集夏军的情报,为商汤制定作战计划提供关键信息。在两位贤相的配合下,商族的势力迅速扩张,先后有四十个方国主动归附,形成了“天下诸侯皆向商”的局面。
公元前1666年,商汤在景亳誓师,正式发动灭夏战争。仲虺率领战车部队担任先锋,凭借改进的青铜战车与灵活的战术,在鸣条之战中击溃夏军主力;伊尹则留守后方,负责粮草供应与民生安抚,确保前线无后顾之忧。战后,仲虺主持对夏朝残余势力的清理,伊尹则负责安抚夏朝百姓,推行商朝的仁政政策。两位贤相的密切配合,不仅帮助商汤成功推翻夏朝,更确保了商朝建立后的稳定过渡。
仲虺与伊尹的成功,离不开他们自身的才华与努力,更离不开商汤“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用人智慧。商汤的用人之道,不仅塑造了商朝初年的政治格局,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古代“用人艺术”的典范。
首先,商汤打破了“出身决定命运”的传统观念。在先秦时期,“世卿世禄制”占据主导地位,贵族子弟凭借出身即可担任官职,而奴隶与平民即使有才华,也难以获得重用。商汤却敢于重用奴隶出身的伊尹、接纳夏朝贵族出身的仲虺,将“才能”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这在当时是极具革命性的举措。正是这种“不论出身、唯才是举”的理念,让商汤汇聚了天下英才,为商朝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
其次,商汤展现了“屈尊求贤”的君主胸怀。作为一方诸侯,商汤本可凭借权力召见伊尹,却选择亲自驾车前往伊尹的居所,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让贤才感受到了尊重与信任,也激励了更多人才为商汤效力。后世的周文王“渭水访姜子牙”、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本质上都是对商汤“屈尊求贤”理念的继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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