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工程始于姒廑继位第十年,历时三年完成。新都城仿照老丘的布局建造,设有王宫、宗庙、手工业作坊、集市与粮仓,规模虽不及老丘,却更为坚固实用。迁都后,姒廑将部分王室成员、军队与手工业工匠迁往西河,同时保留老丘作为“东都”,形成“两都并立”的格局——这种布局,既加强了对西部边疆的管控,又未放弃中原腹地的经济优势,是夏朝都城建设史上的一次重要创新。
在迁都的同时,姒廑还推行了一系列治国举措,推动夏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发展:
政治上:完善“方国制度”,将全国划分为二十余个方国,每个方国设“君长”一名,由夏朝王室成员或臣服的部落首领担任,君长需定期向夏王朝贡、汇报政务,并听从夏王调遣;同时加强对官员的考核,设立“御史”官职,负责监察地方官员的政绩与品行,杜绝贪腐。
经济上:推广“垄作”耕作法(在农田中起垄,便于灌溉与排水),提高粮食产量;鼓励青铜冶炼技术革新,制作更多的青铜农具(如耒、耜)与武器,推动农业与军事发展;扩大集市规模,允许周边部落前来贸易,促进商品流通。
文化上:组织史官修订《夏小正》,补充对西部、南部地区物候的记载,使其更适应全国农业生产需求;在新都设立“校”(学校),招收王室子弟与贵族子弟,教授文字、礼仪与军事知识,培养治国人才。
这些举措的推行,让夏朝在姒廑统治中期迎来了一段“中兴”局面:农业丰收,粮食储备充足;手工业发达,青铜器物远销周边部落;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诸侯朝贡不断。后世有学者评价:“廑承扃业,平三苗,迁西河,治世十年,夏之复盛,功不可没。”
尽管姒廑在治国与军事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却仍难逃后世的争议,其中最核心的便是“廑”这一称号的由来。据史料记载,在姒廑统治后期,夏朝遭遇了一场罕见的高温天灾——连续三年夏季,黄河流域滴雨未下,烈日炙烤大地,农田干裂,河流干涸,庄稼大面积枯死,百姓因酷热与饥荒大量死亡。
而此时的姒廑,却在西河新都修建了一座“避暑别墅”——这座别墅位于黄河岸边的山丘之上,四周种植树木,内部设有“冰室”(储存冬季冰块,用于夏季降温),配备多名侍从,专门为姒廑提供清凉的生活环境。在天灾最严重的时期,百姓们在田野中挣扎求生,甚至有人因中暑倒毙街头,而姒廑却仍在别墅中避暑,未及时采取有效的救灾措施(如开仓放粮、组织百姓迁徙)。
百姓们对此极为不满,私下里讽刺姒廑为“廑”。“廑”在古文中有“狭小、吝啬”之意,百姓用这一称号,暗指姒廑“只顾自身安逸,不顾百姓死活”。尽管后来姒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下令开仓放粮、减免灾区贡赋,缓解了灾情,但“廑”这一称号却被后世沿用,成为他身上难以抹去的标签。
更遗憾的是,姒廑的功绩最终被历史的尘埃所掩盖。一方面,他统治后期,夏朝已显现出衰落的迹象——随着土地兼并加剧,部分贵族开始拥兵自重,诸侯对夏朝的向心力逐渐减弱;另一方面,商朝的前身(商部落)在黄河下游逐渐崛起,其首领上甲微、报乙等积极发展势力,为后续取代夏朝奠定了基础。在商朝建立后,为了彰显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商朝史官在记载夏朝历史时,有意弱化了姒廑等夏朝君主的功绩,甚至对其进行抹黑。
此外,姒廑本人并未留下太多“标志性”的事迹——他没有姒杼“制甲胄、拓东海”的赫赫战功,没有槐“征九夷、定东疆”的盛世景象,也没有姒不降“禅位”的道德光环。他的功绩多体现在“守成”与“中兴”之上,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治理,虽对夏朝至关重要,却难以被后世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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