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朝堂之上驳斥“迁都”之论:“三苗乃夏之边患,若今日退让,明日诸侯皆会效仿,夏室将无立足之地!朕必亲征,平定叛乱,还边疆以安宁!”随后,他迅速制定平叛策略,分为“军事打击”与“政治分化”两步。
姒廑深知,三苗联盟虽人数众多,但各部落之间互不统属,且依赖固定的粮草补给线(多为淮河支流与陆路通道)。他任命经验丰富的老将吴贺为三军统帅,自己亲监军,采取“先断补给,后围歼”的战术。
派遣两万精锐骑兵,由将领姒虎率领,绕过三苗主力防线,突袭其位于淮河中游的粮草囤积点。这支骑兵昼伏夜出,仅用十日便攻破粮仓,将三苗的粮食尽数烧毁或运回夏朝军营。
吴贺率领五万步兵,在南阳盆地与苗部落主力对峙,每日派少量士兵挑战,消耗三苗士气,却不与对方主力决战。
待三苗因断粮而士气低落时,姒廑下令全线进攻——吴贺率军正面强攻苗部落,姒虎则率领骑兵回师,突袭髳、狄部落的侧翼。三苗联盟本就因缺粮而军心涣散,面对夏朝军队的夹击,很快溃不成军。
这场平叛之战持续了三年。从南阳盆地到淮河上游,夏朝军队与三苗部落展开数十次激战。姒廑虽为君主,却多次亲临前线:在一次战役中,苗部落首领率精锐突袭夏朝军营,姒廑亲自持剑督战,鼓舞士兵士气,最终击退敌军。史书中记载,他“身先士卒,剑斩三苗勇士三人,军中皆呼‘王不畏死,吾等何惧’”。
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姒廑并未忽视“攻心”。他下令:凡投降的三苗部落成员,若愿迁往夏朝内地耕作,可免除三年徭役;若愿加入夏军,可与夏朝士兵享受同等待遇;而顽固抵抗的部落首领,则严惩不贷。这一政策很快见效:许多三苗部落成员因缺粮与对战争的厌倦,纷纷投降夏朝;甚至有部分三苗贵族主动倒戈,为夏朝军队提供情报。
公元前1881年,夏朝军队在湖北随州一带与三苗联盟残余势力展开决战。此时的三苗已无粮草补给,且人心涣散,很快被夏朝军队击溃,其首领被擒杀,残余部落或逃往南方山区,或并入夏朝。至此,困扰夏朝两代君主的三苗之乱,终于被姒廑彻底平定。
平叛之后,姒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南方边疆:在南阳、随州等地设立“方国”,任命夏朝贵族为方国君主;组织百姓修缮被战争破坏的灌溉设施,发放种子,帮助边疆恢复农业生产;派遣文化官员前往三苗旧地,推广夏朝的历法与礼仪,促进民族融合。这些举措,不仅让南方边疆重归稳定,更将夏朝的疆域向南拓展至长江中游,为后续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平定三苗之乱后,夏朝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期。姒廑并未沉溺于胜利,而是开始思考一个更长远的问题——都城的选址。当时夏朝的都城仍为老丘(今河南开封一带),这座都城自姒杼时期启用,已历经数代君主,虽地处中原腹地,交通便利,却存在两大隐患:一是老丘周边土地因长期耕作,肥力有所下降;二是随着夏朝疆域向南、向西拓展,老丘对西部边疆(今山西、陕西一带)的管控能力逐渐减弱,而西部的羌、氐等部落虽表面臣服,却仍有潜在威胁。
经过两年的考察与商议,姒廑最终决定“迁都西河”。西河并非单指某一座城市,而是指今山西、陕西之间的黄河南段沿岸地区(具体位置约在今河南安阳滑县至山西运城一带)。
选择这一地区作为新都,蕴含着深远的战略考量:
西河地处黄河中游,东接中原,西连关中,南邻南阳盆地,北通晋阳(今山西太原),既是交通枢纽,又是军事要地。从这里出兵,可快速抵达西部、北部边疆,便于管控羌、氐部落。
西河地区土壤肥沃,且有黄河支流灌溉,农业发展潜力巨大;同时,这里靠近铜矿产地(今山西中条山),便于获取青铜冶炼原料,推动手工业发展。
西河周边多山地、丘陵,易守难攻,相比平原地带的老丘,更能抵御外敌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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