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再事必躬亲,而是将权力交给贤臣——任命风后为“上相”,负责统筹全国政务,他心思缜密,总能在纷繁的事务中找到关键;任命力牧为“大司马”,掌管部族联盟的军事,他勇猛且有谋略,既能抵御外敌,又能安抚部落;任命常先为“大司徒”,负责农耕与民生,他熟悉各地的土壤与气候,能指导百姓因地制宜种植作物;任命大鸿为“大医令”,统领全国的医药事务,他医术高超,能为百姓解除病痛。
我还废除了繁琐的礼仪,规定朝中官员相见只需拱手示意,无需跪拜;减少了赋税,让百姓能保留更多的粮食;取消了“强行迁徙部落”的政策,允许各部族在适合自己的土地上生活,只需每年向联盟缴纳少量贡品,以示归属。我甚至效仿华胥氏国的“无监而治”,将原来的“左右大监”职责简化,不再过度干预部落内部的事务,只在他们发生纷争时进行调解。
最关键的是,我开始推行“以云命官”的制度——将朝中官员分为“云师”,春官为“青云”,夏官为“缙云”,秋官为“白云”,冬官为“黑云”,中官为“黄云”。这样的划分,既顺应了四季的变化规律,也让官员的职责更加清晰,避免了以往因官职混乱而导致的效率低下。
起初,有些大臣担心这样的“无为而治”会让天下再次陷入混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没有了过多的干预,各部族之间的纷争少了,百姓们更愿意专注于农耕与生活;没有了繁琐的礼仪,官员们能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处理实事;没有了沉重的赋税,百姓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
我还常常将“华胥氏国”的故事讲给大臣和百姓听,告诉他们:“治理天下,不是要‘掌控’万物,而是要‘顺应’万物。就像华胥氏国的人那样,让心神纯净,让万物自然生长,天下自然会安定。”
就这样,又过了二十八年。
这二十八年里,华夏联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部落冲突,东部的百姓不再为水源争斗,而是共同修建了灌溉水渠;西北方的部落学会了储存粮食的方法,即使遭遇天灾,也能安稳度过;民间的医者越来越多,百姓们生病了能及时得到治疗,再也不会因一场瘟疫而死伤无数。
有一次,我亲自前往南方的部落巡查。看到田间的粟麦长势喜人,农夫们一边劳作一边唱歌;村落里的孩子们在路边玩耍,见到我时,会主动围上来,好奇地问我“是不是传说中的黄帝”,却没有丝毫畏惧;老人们坐在屋前晒太阳,看到我路过,会热情地邀请我进屋喝一碗粟粥。
那一刻,我想起了梦中的华胥氏国。眼前的景象,虽然没有华胥氏国那般“超凡脱俗”,却也充满了平和与安乐——百姓们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却没有深重的苦难;有自己的追求与期盼,却没有过度的欲望。这不正是我一直想要实现的“治世”吗?
后来,有大臣提议,让我再次举行封禅大典,向天地宣告天下大治的喜讯。我却摇了摇头,说道:“真正的治世,不是靠仪式来宣告的,而是要看百姓的生活是否安乐。如今万民安居,万物和谐,这便是对天地最好的告祭。”
直到如今,每当我回首一生的治世经历,都会想起那场魂游华胥氏国的梦。它让我明白,治理天下的真谛,不在于“竭尽聪明”,而在于“顺应自然”;不在于“掌控万物”,而在于“与民休息”。就像《列子》中记载的那样,那场梦不仅改变了我,更改变了整个华夏的治世之道,为后世的“无为而治”埋下了最早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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