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麻线在指间穿梭,经纬交织成布的那一刻,我未曾想过,这寻常的劳作竟会开启华夏音乐的源头。
彼时,我正专注于调整麻绳的松紧——为了让织出的麻布更紧实,需将经线绷得笔直。偶然间,指尖拨动绷紧的麻绳,不同粗细的麻线竟发出了高低各异的声响:粗麻线沉厚如山谷回响,细麻线清脆似鸟鸣山涧,那些错落的声音交织在一起,竟有种莫名的和谐。这意外的发现像一粒种子,在我心中埋下了探索“乐”的念头。
起初,我只是在劳作之余摆弄这些绷紧的麻线。我将不同粗细的麻绳按长短排列,固定在两块木板之间,用手指或木片轻轻拨动,试图捕捉那些悦耳的声音。孩子们最先被吸引,他们围在我身边,好奇地看着我手中的“奇怪装置”,每当清脆的声响响起,便会发出阵阵欢呼。这让我意识到,声音不仅能带来愉悦,还能凝聚人心。
于是,我开始系统地琢磨乐器的形制。最初的“琴”很简陋:只是一块打磨平整的木板,上面并排固定着几根麻线。但麻线的韧性不足,拨动久了容易松弛,声音也不够稳定。我尝试更换材料——先改用兽筋,兽筋弹性更好,声音更加浑厚或清越。木材的选择也几经试验:松木松软,声音发闷;柏木坚硬,声音刺耳;直到我发现了梧桐树——这种木材质地轻便却不失坚硬,纹理细密,制琴极佳。我将梧桐木掏空内腹,制成中空的琴身,还意外地获得了良好的共鸣效果,再在琴面镶嵌玉石作为琴徽(标记音位),七根蚕丝弦按五声音阶排列,一把真正的古琴就此诞生。
当我第一次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弹奏时,整个村落都安静了。琴弦颤动,发出的声音时而如流水潺潺,时而如清风拂叶,时而如远山回响。原本在田间劳作的族人纷纷放下农具,围拢过来,脸上满是惊叹与沉醉。孩子们停止了嬉戏,老人们眯起眼睛,仿佛在琴声中看到了山川河流、日月星辰。一位年迈的族人感慨道:“这声音能安人心啊!”这句话点醒了我——音乐不仅是娱乐,更能教化民众。
此后,我常常抱着古琴走到田间地头。春日播种时,我弹起明快的曲调,族人们跟着节奏挥起耒耜,劳作的疲惫似乎减轻了许多;秋日收获时,我奏起激昂的旋律,大家伴着琴声搬运粮食,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遇到部落议事,我会弹一段沉稳的曲子,让大家静下心来理性讨论。渐渐地,学琴的人多了起来:年轻人想通过琴声表达情感,匠人想将琴艺融入器物,长者则希望用琴声教导后辈。我毫无保留地传授制琴技艺与演奏方法,从选木、掏腹到定弦、调音,每一个步骤都亲自示范。很快,村落里琴声四起,不仅丰富了族人的精神生活,更让团结、勤勉的理念通过音乐悄然传递。
后世将我尊为“华夏音乐之父”,或许正是因为这把古琴承载的不仅是旋律,更是“以乐教化”的初心。它奠定了中华音乐“和人心、睦族群”的基调,让音乐成为连接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纽带,这份精神财富,远比琴音本身更为珍贵。
随着农耕的稳定,族群的物资逐渐丰富,“分配”与“归属”的问题也随之浮现。最初,族人们共同开垦的土地属于公有,大家一起耕种“公田”,收获的粮食统一储存,按人口平均分配——这种方式延续了采集狩猎时代的集体传统,人人平等,毫无怨言。但当生活安定下来,一些族人在完成公田劳作后,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开垦自家房屋附近的小块土地,种上蔬菜、瓜果,或是去河边捕鱼、山林打猎,这些“私产”渐渐成为家庭生活的补充。
我观察到这种变化后,并未加以禁止。相反,我认为这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只要不耽误公田的耕作,私人劳作能让生活更富足。于是,我们劳动工具的使用也遵循这一原则:耒耜、石刀等个人工具归自己所有,耕作时随身携带;而水车、陶窑等大型工具则属于公有,由专人统一管理,大家轮流使用。织布这种需要细致劳作的活计,更是完全由各家各户私下完成,织出的麻布除了自用,还能用来交换其他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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