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清末的情况其实也很相似。清政府推行清末新政的方向也是要改革、要立宪,但人民已经不再信任清政府了。中国的革命者们很明智地把握到了这一微妙的情况。因此同盟会的纲领首先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矛头直指满清异族统治的非法性,然后才说“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仅仅是捎带着介绍一下自己的政纲。
而章太炎说得就更老实了:“逆胡膻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
也就是说,革命与否,不是为了要不要变法,也不是为了要不要救民,而就是要干掉你。干掉你的理由是什么?就是因为你是异族,你没合法性!这个逻辑,按今天的理性思维来看,其实是说不通的。民主共和的基础就是人人平等,为什么一个满族人就不能当中国的领袖?然而,当时革命党的这一套还真就行通了。为什么?是因为满清像幕府一样,错过了改革的最后机会(从同治中兴到八国联军侵华约 40年时间),越过了矛盾加剧和丧失合法性的临界点,从而导致局面不可收拾,再怎么改革也没用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德川幕府和清政府的悲剧告诉人们,改革是有时间窗口的,不是什么时候改革都有可能成功的!一旦社会矛盾与合法性危机的积累越过临界点,不管这时候政府还貌似多么强大,实际上都是气数已尽了。因此,我们“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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