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土豪咋学外语？ (3-1)

大英帝国特使马戛尔尼伯爵曾奉命觐见乾隆皇帝，请求互通商贸，却吃了闭门羹，无奈悻悻而返。走时，马戛尔尼抛出狠话：“中国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失望与讽刺之情溢于言表。

　　果不其然，半个世纪后，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英吉利的商品、货物和资本像潮水一样涌入中国。随之而来的，当然还有英语。作为社会精英的政商人士不得不开始想方设法地学英语，以便与世界沟通。

　　皇族：九五之尊，“压力山大”

　　清廷的自大与保守，让世人诟病不已。但在大清国二百多年的基业中，有2.5位皇帝曾大胆地张开双臂拥抱欧罗巴文化。第一个是一手缔造“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另一个是在积贫积弱的国运中试图通过“戊戌变法”来扭转时局的光绪皇帝，剩下的半个皇帝就是“亡国之君”宣统了。

　　康熙在与俄国进行《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逐渐意识到精通俄语与拉丁语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后，他于1708年设立“内阁俄罗斯文馆”，让八旗子弟“专习俄罗斯文字，以备翻译”。到雍正年间，又从四译馆中分出“西洋馆”，“招满洲青年专修拉丁文”，以《华夷译语·拉氐诺话》作为教材。《华夷译语》本是洪武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蒙汉对译辞书，后来逐步扩充收录语种，成为中国近代早期外文译汉文的官方辞书。可笑的是，《华夷译语》沿袭了历史上汉译佛经的体例——外文词条都是以汉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别乱说)注音为“洞脱，唵五史为，阿脱，而蓝道姆”，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了。

　　两个世纪后，康熙的八世孙光绪皇帝就聪明多了。极具维新思想的光绪学习英语热情很高，每日清晨四点就开始上课，在阅读和写作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的悟性，但口语却糟糕至极。他计划用英语做新年献词，并致函各国公使。无奈，公使们不给面子，纷纷婉言谢绝。虽然不得已身为“傀儡”，但他以九五之尊带头学习“呕哑嘲哳难为听”的“蛮语”，还是提高了英语在宫中的地位，紫禁城内很快掀起了学英语的时尚。

　　1917年6月，张勋率五千辫子兵在北京拥护溥仪复辟。虽然闹剧很快消停，但小皇帝的教育问题却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李鸿章之子李经迈适时向小朝廷推荐苏格兰人庄士敦担任帝师，教授溥仪英语。溥仪对英语学习抱有极大兴趣，第一年主要学习英文单词和一些浅显的口语对话，用的课本是《英文法程》;随后开始读《伊索寓言》、《金河王》、《爱丽丝漫游记》以及许多英文短篇故事和西洋历史、地理;庄士敦还会把日常用语、童话、成语故事和很多儒家经典名言翻译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中。溥仪的英语水平进步很快，最后能用英语翻译《四书五经》，庄士敦相当满意。幼年时的英文学习，给溥仪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45年东京审判时，溥仪面对法官的英文质询，对答如流，不需要戴同声传译的耳机。

　　康熙皇帝设立的四译馆和俄罗斯文馆最终成了“摆设”。到了晚清，在外交场合，清政府不得不雇佣外国人担任翻译。这些外国人往往是各国使节的翻译，也可能是在华的传教士，但有一点共性是，他们在谈判过程中总是使用各种伎俩为本国谋利益。迫于这种情况，清廷在奕等人的奏请下，率先在京沪穗三地设立了同文馆，致力于培养精通外语的高级人才。各地水师、船政、铁道等学堂也纷纷开展外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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