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首创的“死亡赔偿金” (3-2)

元朝关于烧埋银的立法很多。《元史·刑法志》记载的相关律文达五十余条。而《元典章》卷四十三则专门收录了十来则征收烧埋银的案例。

忽必烈出台烧埋银制度的时候，元蒙和南宋交战正酣，忽必烈作出规定一切杀人犯罪均须赔偿烧埋银五十两，不折不扣。到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蒙灭了南宋，大元帝国一统天下，疆域空前。中央政府治理社会的各种典章制度也随之走向正轨，烧埋银制度相应得到细化和修正。

烧埋银脱胎自命价银，它的数量是比照命价银，也就是人命的价格的标准来确定的。反映在数量上，元朝起初规定赔偿的“烧埋银五十两”，不仅仅是丧葬费用，而是有很重的人命赔偿和安慰苦主的因素。当然，也含有对杀人者加重惩罚的意思。

实际上这项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完全执行，至元二年开始实施杀人犯罪须赔偿“烧埋银五十两”，杀人犯罪者实在拿不出五十两银子赔偿，“征钞一十锭”顶替烧埋银也行，到了至元十九年，烧埋银“征钞二锭”。

“钞”是忽必烈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发行的纸币，二贯合银一两，十五贯合金一两，后来这种纸币渐渐成为不可兑换现银的纯纸币。元蒙和南宋战事不断，元蒙政府加大发行额，造成纸币贬值，物价上涨。反映在司法实践中，以纸币顶替白银充当烧埋银，必然大打折扣。

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中书左丞相耶律铸上疏元世祖忽必烈，对烧埋银制度提出修订意见。耶律铸是蒙古初立汗国时的名臣耶律楚材的儿子，他继承其父“以儒治国”的家教，辅佐忽必烈治理国政。针对烧埋银问题，耶律铸认为杀人一命“征钞二锭”做烧埋银，处罚太轻，应该“依蒙古人例”：“犯者没一女入仇家，无女者征钞四锭。”

在至元二年到至元十九年这十七年里，司法官员将烧埋银“五十两”减至“征钞二锭”，这说明在实践中，五十两烧埋银的数额太大，缺乏征收可能，政府才会主动减征。白银是从清代才由欧洲大量流入中国，元代之银价较之后来要贵得多，按照史籍记载，有些罪犯家中因赔偿烧埋银，而不得不将“女孩儿折烧埋银”。

只要出了人命均征烧埋银

元代以前，中国法律对犯罪被害人的利益及保护没有专门的规定，皇帝和官员关心的主要是惩罚犯罪。虽然法律上也出现过要求“过失杀人”者给付死者之家丧葬之费的规定，但其立法本意并非是为被害人利益，而且数量甚少，不成系统。只有元代出现的烧埋银制度，才是真正的人命赔偿制度。

烧埋银制度不仅仅是赔偿丧葬费，征收烧埋银的充分必要条件是被害人的生命权遭到了侵害。其征收与否跟杀人是故意还是过失、刑罚是轻还是重，均没有关系。只要侵害了被害人的生命权，就征收烧埋银。反之，如果杀人未遂，或者并非对生命的非法剥夺，杀死的是“应捕杀恶逆之人”，则不征烧埋银。

元代法律区分犯罪的具体情况，《元典章》列举了八种情况“误杀”，均属于征烧埋银的犯罪：“牛驾车碾死人”、“车误碾死人”、“因公惊死人”、“急走车辆碾死人”、“月黑走马撞死人”、“走马误撞死人”、“因斗误杀旁人”、“持刃误杀旁人”。又如“杀死奸夫奸妇”犯罪，有征与不征两种情况，《元典章》分别列举如下：“旁人杀死奸夫”、“夫非奸所杀死奸人”、“夫打死强奸未成人”，杖一百七，不征烧埋银;“夫奸所杀死奸夫或奸妇”，无罪，但须征烧埋银。

除个别情况外，只要出了人命均征烧埋银。无论蒙古人杀死汉人、官员杀死贫民，还是汉人杀死蒙古人、驱口杀死娼妓，良人杀死奴隶，都要征收烧埋银。医疗事故、嫌犯在拘押期间被刑讯致死等情况，均亦需征收烧埋银。这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平等。法律还保证家属对烧埋银完整的所有权。被害人亲属是唯一的受益者。官府不能有任何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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